上诉庭一致否决电盈私有化，反对私有化的电盈小股东感到雀跃，证监会亦胜了漂亮的一仗。主审法官在庭上提到电盈前身香港电讯是一间令人尊重的公司，但2000年被人吞并后，股价暴跌，小股东的损失惨重，情况十分可悲。笔者之前发表的文章，回顾电盈过去10年的发展，今次就探讨「百年老店」香港电讯如何由盛转衰。
香港电讯的前身是英国大东电报局。1871年，英国商人敷设了第一条从英国往东南亚到港岛两岸的海底电缆。两年后，即1873年，英国大东电报局的前身，即澳大利亚及中国电报公司宣布成立并接管该条电缆。
1929年，英国政府决定将该公司与其它电讯公司合并，组成国际通讯有限公司，并于1934年改名为大东电报局。两年后，大东电报局接管在香港的所有通讯业务，并且获得港英政府给予专营权，垄断国际通讯业务。1981年，港英政府发出25年专营权，让大东电报可以垄断国际通讯服务至2006年。
至于香港电讯的附属公司香港电话公司，同样历史悠久，有百年历史。早在1877年，即贝尔发明电话翌年，电话已经传入香港。1882年，第一部人工操作的电话交换机在港岛启用，由英国的东方电话及电力公司经营，经营权之后转至中日电话及电力公司。1886年，该公司获政府发出本地电话专营牌照，并且敷设接连港九两地的海底电缆。
1925年，香港电话公司成立，收购中日电话及电力公司的所有业务，并且获政府批出50年的专营权。到1975年，香港电话公司获政府延续专营权20年至1995年。1983及1984年，大东电报增购香港电话公司的股权而成为大股东，并且将公司合并成立香港电讯。1988年，香港电讯取代香港电话公司的上市地位。由于香港电讯操控本地及国际通讯市场，股价持续攀升，到1992年中仍是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元，之后才被汇丰银行赶过。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电讯市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信息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电讯行业属于自然垄断的论据难以成立，各国政府积极开放电讯市场，并且推行私营化，将国营的电讯企业转变成私营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提升效率。
港英政府面对这种趋势，亦不得不研究开放香港的电讯市场，藉此降低收费，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上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希望透过引入有线电视服务，在香港敷设第二个固网，跟香港电话公司竞争，可惜计划胎死腹中。到90年代初，政府改变政策，准备在1995年当香港电话公司专营权届满时，引入3间新的固网公司和香港电话公司竞争。
政府在1993年成立电讯管理局，负责策划、制定和推行开放性的电讯政策。现时担任电盈董事总经理的艾维朗，便是首任电讯管理局长。艾维朗在任期间，除了发出3个新的本地固网牌照外，还致力打击香港电讯的国际电讯服务收益，促使公司提早交回专营权。艾维朗认为回拨电话没有侵犯香港电讯的专营权，又给予新固网商远高于成本的传送费，大大削减香港电讯的收益，令专营权价值大减。
1997年回归前，艾维朗被调往当时的经济局充当特殊顾问，代表政府和香港电讯谈判，提早收回国际电讯专营权。1998年初，香港电讯接受赔偿，提早交回专营权，让香港的国际电讯市场可以在1999年正式开放。艾维朗随即加入盈科拓展，之后更协助李泽楷吞并香港电讯。
小股东噩梦始终挥之不去
未被吞并前，香港电讯在1999年的收益有300多亿元，盈利超过100亿元，每股盈利近1元(见表)。被吞并后，由于公司负债累累，加上失去专营权，多年录得巨额亏损，即使录得盈利，亦不过10多亿元。事实上，香港电讯过往是一间稳健的公司，公司并没有像其它电讯公司在3G业务上录得巨额亏损。若非被人用财技吞并，即使市场开放，估计每年在电讯业务方面的盈利仍可以达到50亿元，股价断不会下挫九成多，市值由2000多亿元跌至只得200多亿元。
今次上诉庭否决电盈私有化后，电盈随即宣布派特别股息1.3元，让大股东可以套现20多亿元。电盈总负债500多亿元，当中300多亿元属长期借款，公司在金融海啸下不将现金用作减债，反而大派股息近90亿元，不知贷款给电盈的银行家有何看法？
股东投资一间公司，理性上应看管理层表现。香港电讯由一众财技高手操控后，公司已沦落成为一部被人予取予携的「提款机」，向自己及各方友好大派金钱。除非有其它实干的电讯公司收购电盈股权，或者小股东联合起来对抗大股东，不然电盈小股东只会继续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闹剧，噩梦始终挥之不去。
2009年5月1日星期五
奥巴马已宣布克莱斯勒破产 菲亚特介入
奥巴马已宣布克莱斯勒破产 菲亚特介入
克莱斯勒
直到这一事件发生之前菲亚特的董事会副主席John Elkann在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并不回应关于此事的传言。现时下，克莱斯勒的负债已经超过100亿美元，选择破产应该算的上最好的一个出路。
破产后的克莱斯勒将成立一个新董事会，包括戴姆勒集团在内的现有股东，预计他们的投资可能在重组当中受到损失，而新克莱斯勒最大的股东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债主——UAW，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背景资料：
在不久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明确要求，克莱斯勒必须在下周4月30日之前与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工人达成协议，并满足政府“消除绝大部分外债”的要求。这个数额达到了60亿美元。
另外克莱斯勒的破产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部分公民的就业问题，据悉，美国财政部已经原则上同意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美国最强势的工会）达成了协议。一旦克莱斯勒破产，政府将保护UAW员工的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险等福利。
克莱斯勒
直到这一事件发生之前菲亚特的董事会副主席John Elkann在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并不回应关于此事的传言。现时下，克莱斯勒的负债已经超过100亿美元，选择破产应该算的上最好的一个出路。
破产后的克莱斯勒将成立一个新董事会，包括戴姆勒集团在内的现有股东，预计他们的投资可能在重组当中受到损失，而新克莱斯勒最大的股东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债主——UAW，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背景资料：
在不久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明确要求，克莱斯勒必须在下周4月30日之前与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工人达成协议，并满足政府“消除绝大部分外债”的要求。这个数额达到了60亿美元。
另外克莱斯勒的破产直接影响到美国大部分公民的就业问题，据悉，美国财政部已经原则上同意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美国最强势的工会）达成了协议。一旦克莱斯勒破产，政府将保护UAW员工的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险等福利。
2009年4月29日星期三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3章
第三章，十年内能够重归财富轨道？ 国家历来比人更愚蠢，虽然人类已经是所有生灵里最贪婪、自私和愚蠢的动物。 所以，我们不要指望各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带领经济快速复苏。从上一个世纪的经济萧条来看，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才真正开始复苏，这还是战争的功劳。 有意凯恩斯主义的迷误，导致整个世界经济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我虽然反对中医，但还是同意中医的一个说法，当一个人腿上有了毒疮，赶快用毒药把那块地方烂掉，那么新肉很快就会长出来了。如果涂一点药，用布包好，每天给人吃抗生素，那么这个人的腿多半要断的。 二次大战中，有很多士兵在战场上受伤没办法医治的时候，创口生蛆，这些人莫名其妙的好了。而那些送到战地医院里去清创的，很多腿断手折的。为什么？因为蛆把细菌和创口的腐烂毒素吃掉了。 现在各国的做法和当时各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你怎么能指望经济迅速的好转呢？ 未来的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慢性病过程，大家需要慢慢的熬过去，慢慢的复苏，要时刻小心断腿少胳膊，你自己不要成为那条断腿和胳膊。
第三章，十年内能够重归财富轨道？--续 我们的财政收入去年达到6万亿之多，到今年还有2万亿结余，足够支撑一阵子。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流动性不足带来极大的风险，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得到支持的是一些关系到就业的政治问题的大型企业。奥巴马一定会对工会力量扶持到无法支撑为止，只是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因此最近奥巴马才对通用汽车发出倒闭的威胁。 美国经济在高科技泡沫爆掉之后迅速使用了低利率武器启动房地产市场，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性的房地产一瞬间风光无限。美国房地产业取代高科技业引领美国经济持续6年的高涨。我记得几个朋友的工厂每个月供应美国市场的建材达到50万平方米，按照行业数据推算仅仅他们几个人的供应量就代表了近千万平方米的年建房面积，相当于十万套住房。 而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帮助美国军火工业获得巨大利益，耗费三万亿美元。但是也影响了美国在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格林斯潘实际上是极其聪明的人，后来美国人在金融崩溃后责怪格林斯潘，是冤枉了他。他只不过是把早就应该产生的衰退推迟了五年。 后任的伯克南因为惧怕通胀，急剧提升利率，导致泡沫的破碎和次贷危机的发生。利率提高后导致很多穷人还不起按揭了，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由来。 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责怪民主党的克林顿在任内开放不良房产贷款；比如说共和党对金融监管失控。这都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 自由经济市场理论并没有失败，现实的经济社会参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和达尔文丛林哲学的影响。政治是各类利益博弈产生的结果，比如说无论哪个党派他们要照顾到影响选举的因素，从选票到选举资金；而集权国家要照顾利益基层的内部力量博弈和外部基层群体的利益反弹---只要不笨都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因此政治就在很多情况下变得并不正义和公平。比如说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厂，面临倒闭，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会的过于贪婪。你看到他们让步了吗？没有。因为工会对竞选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当奥巴马和工会的头子一起拍照时，无论从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你都看得出工会头子比奥巴马强势的多。 另外你看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成为顽疾，变成美国经济沉重的负担，这个体系消耗了美国15%的gdp产值。达到的效果甚至不如高福利的欧洲国家。但是医疗界和保险业的游说力量强大。 所以民主的体系有时候也会有它的致命缺陷，这样的状态很明显把美国经济引向衰退，但是就是无法纠正。 在大环境变成这样时，美国就只能依靠房地产市场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国民众房地产拥有率在二十一世纪到到了创世纪的7成以上。 这里面我要谈及亚当斯米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房地产队全体人群的总收入不产生影响。 因此他认为房地产是市场经济里不可靠的力量。 我应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说的不够透彻。 原谅我的狂妄，反正我也是乱说，你就乱听。 为什么各国的政府把房地产业带上重要位置，包括曾经有专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因为房地产业向未来借钱，可以带动经济在眼前的昌盛。 因此世界经济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庞氏骗局的基础上。 伯克南把这个骗局戳破了，人们再也无法维持这个代价高昂的故事。向未来借的钱突然代表的价值突然间缩水，造成世界经济的一蹶不振。 人们用什么来拯救这个梦想呢？继续借钱。 我们可以预计，2009年-2010年，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没看到任何的产业可以带动！ 房地产？ 高科技？ 重工业？ 军火业？ 轻工业？ 服务业？ Nothing！
美联储开出药方：印钱。 尽管很多人在说，美元是印给全世界用的，它的信誉足以支持借钱继续消 我老王信誉也不错，印几张老王头拯救公司？ 饮鸩止渴。 周小川在旁边猛地甩了个耳光给奥巴马，这个耳光本来是萨可奇想甩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没给他面子，气得他糊涂了区间达赖。小孩脾气！奥巴马本来正在家里看手底下人印票子，多收了三五斗纸头，盘算着给工会好呢还是给华尔街好。 窗子外面有个人喊：我们不要美元了。奥巴马当场尿裤子，第二天换了新裤子立马出来辟谣：美元还是值钱的！ 美元、欧元、人民币是非常有可能的架起多极货币世界的，这将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 但是这样中国就能突破重围到达高峰吗？ 不能。 因为我们需要持续发展的制造业来支撑中国经济，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只能延缓经济衰退。我们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是要美国和欧洲消化。 结果我们还是回头来说美国。 2011年至2015年这五年，什么支柱产业可以带动美国经济？对不起，我想了三遍，在脑子里没有找到。 美国的婴儿潮消费高峰已经过去，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速度才能恢复消费高峰。那么在这期间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耐用品都不能产生第二次高峰消费。 美国也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大规模的投资基础建设，医疗改革也无法顺利实现，印刷美元已经被世界防范，军火买卖.....嘿嘿，恐怕美国只有打一场战争了。 在2020年之前我们不会看到美国恢复到二十世纪最高峰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会慢慢复苏，但再也无法达到那个黄金十年的高峰景象了。 因此我们要指望内需和新性市场的替代，显然目前非常困难。 我们需要什么？ 可惜陈水扁那个脑残下台了，否则我们也可以打一场战争---这是个玩笑。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极其迅速的发展中小型企业，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土地集约化，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发展房地产业，利用房地产业迅速的带动中国经济维持在高增长。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觅得时间来用内需恢复中小企业经济的繁荣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我看到中国在全民医保上面做出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养老体系在全世界只有小国家有成功的机会，在中美这样的大国都是难题。那么只要有医疗保险的覆盖，和创业的扶持，中国人是聪明的勤劳的，和庞大的内需是能够引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但在美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来稳定，十年的时间来复苏和发展。
引用：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 ，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由于人口的增加 ，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南宋初，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但是 ，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 宋代手工业在原料采集 、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 宋代商业的发展 ，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 。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
我为什么要引用宋朝经济？ 因为宋朝超越了汉唐，也超越了后来的明清王朝，它的GDP甚至是明王朝的两倍多。 这样一个封建王朝、集权政治为什么可以如此风光？ 因为它有发达的私营经济和海外贸易，同时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内部消费、海外贸易、科技发展给宋王朝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经济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一定要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 十年，未来可期！
第三章，十年内能够重归财富轨道？--续 我们的财政收入去年达到6万亿之多，到今年还有2万亿结余，足够支撑一阵子。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流动性不足带来极大的风险，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得到支持的是一些关系到就业的政治问题的大型企业。奥巴马一定会对工会力量扶持到无法支撑为止，只是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因此最近奥巴马才对通用汽车发出倒闭的威胁。 美国经济在高科技泡沫爆掉之后迅速使用了低利率武器启动房地产市场，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性的房地产一瞬间风光无限。美国房地产业取代高科技业引领美国经济持续6年的高涨。我记得几个朋友的工厂每个月供应美国市场的建材达到50万平方米，按照行业数据推算仅仅他们几个人的供应量就代表了近千万平方米的年建房面积，相当于十万套住房。 而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帮助美国军火工业获得巨大利益，耗费三万亿美元。但是也影响了美国在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格林斯潘实际上是极其聪明的人，后来美国人在金融崩溃后责怪格林斯潘，是冤枉了他。他只不过是把早就应该产生的衰退推迟了五年。 后任的伯克南因为惧怕通胀，急剧提升利率，导致泡沫的破碎和次贷危机的发生。利率提高后导致很多穷人还不起按揭了，这就是次贷危机的由来。 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责怪民主党的克林顿在任内开放不良房产贷款；比如说共和党对金融监管失控。这都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 自由经济市场理论并没有失败，现实的经济社会参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和达尔文丛林哲学的影响。政治是各类利益博弈产生的结果，比如说无论哪个党派他们要照顾到影响选举的因素，从选票到选举资金；而集权国家要照顾利益基层的内部力量博弈和外部基层群体的利益反弹---只要不笨都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因此政治就在很多情况下变得并不正义和公平。比如说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厂，面临倒闭，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会的过于贪婪。你看到他们让步了吗？没有。因为工会对竞选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当奥巴马和工会的头子一起拍照时，无论从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你都看得出工会头子比奥巴马强势的多。 另外你看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成为顽疾，变成美国经济沉重的负担，这个体系消耗了美国15%的gdp产值。达到的效果甚至不如高福利的欧洲国家。但是医疗界和保险业的游说力量强大。 所以民主的体系有时候也会有它的致命缺陷，这样的状态很明显把美国经济引向衰退，但是就是无法纠正。 在大环境变成这样时，美国就只能依靠房地产市场来拯救美国经济。美国民众房地产拥有率在二十一世纪到到了创世纪的7成以上。 这里面我要谈及亚当斯米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房地产队全体人群的总收入不产生影响。 因此他认为房地产是市场经济里不可靠的力量。 我应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说的不够透彻。 原谅我的狂妄，反正我也是乱说，你就乱听。 为什么各国的政府把房地产业带上重要位置，包括曾经有专家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因为房地产业向未来借钱，可以带动经济在眼前的昌盛。 因此世界经济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庞氏骗局的基础上。 伯克南把这个骗局戳破了，人们再也无法维持这个代价高昂的故事。向未来借的钱突然代表的价值突然间缩水，造成世界经济的一蹶不振。 人们用什么来拯救这个梦想呢？继续借钱。 我们可以预计，2009年-2010年，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没看到任何的产业可以带动！ 房地产？ 高科技？ 重工业？ 军火业？ 轻工业？ 服务业？ Nothing！
美联储开出药方：印钱。 尽管很多人在说，美元是印给全世界用的，它的信誉足以支持借钱继续消 我老王信誉也不错，印几张老王头拯救公司？ 饮鸩止渴。 周小川在旁边猛地甩了个耳光给奥巴马，这个耳光本来是萨可奇想甩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没给他面子，气得他糊涂了区间达赖。小孩脾气！奥巴马本来正在家里看手底下人印票子，多收了三五斗纸头，盘算着给工会好呢还是给华尔街好。 窗子外面有个人喊：我们不要美元了。奥巴马当场尿裤子，第二天换了新裤子立马出来辟谣：美元还是值钱的！ 美元、欧元、人民币是非常有可能的架起多极货币世界的，这将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 但是这样中国就能突破重围到达高峰吗？ 不能。 因为我们需要持续发展的制造业来支撑中国经济，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只能延缓经济衰退。我们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是要美国和欧洲消化。 结果我们还是回头来说美国。 2011年至2015年这五年，什么支柱产业可以带动美国经济？对不起，我想了三遍，在脑子里没有找到。 美国的婴儿潮消费高峰已经过去，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速度才能恢复消费高峰。那么在这期间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耐用品都不能产生第二次高峰消费。 美国也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大规模的投资基础建设，医疗改革也无法顺利实现，印刷美元已经被世界防范，军火买卖.....嘿嘿，恐怕美国只有打一场战争了。 在2020年之前我们不会看到美国恢复到二十世纪最高峰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会慢慢复苏，但再也无法达到那个黄金十年的高峰景象了。 因此我们要指望内需和新性市场的替代，显然目前非常困难。 我们需要什么？ 可惜陈水扁那个脑残下台了，否则我们也可以打一场战争---这是个玩笑。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极其迅速的发展中小型企业，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土地集约化，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发展房地产业，利用房地产业迅速的带动中国经济维持在高增长。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觅得时间来用内需恢复中小企业经济的繁荣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我看到中国在全民医保上面做出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养老体系在全世界只有小国家有成功的机会，在中美这样的大国都是难题。那么只要有医疗保险的覆盖，和创业的扶持，中国人是聪明的勤劳的，和庞大的内需是能够引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但在美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来稳定，十年的时间来复苏和发展。
引用：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 ，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由于人口的增加 ，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南宋初，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但是 ，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 宋代手工业在原料采集 、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 宋代商业的发展 ，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 。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
我为什么要引用宋朝经济？ 因为宋朝超越了汉唐，也超越了后来的明清王朝，它的GDP甚至是明王朝的两倍多。 这样一个封建王朝、集权政治为什么可以如此风光？ 因为它有发达的私营经济和海外贸易，同时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内部消费、海外贸易、科技发展给宋王朝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经济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一定要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 十年，未来可期！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2章
第二章，那些精英会引领我们去何处？ 靠，这么快就转到第二章，看来要是真的写书，赚钱还是不容易的。应该多浪费些墨水，才能多浪费些你们口袋里的钱。 先说美国的精英吧，谁叫人家是老大呢。 美国鬼子要做什么事情呢？ 老王的天真想法是，美国人开放高科技技术出口，开放国外资本购买美国公司，然后激励中小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正如德国所作的那样。 德国极力扶植中小企业，甚至立法限制大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德国企业产生了世界上最多的行业隐性冠军公司，并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德国是一个消费、出口、福利和人均收入最具均衡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领导层不会这样做。 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不多，其一，是继续借钱，并维持美元印刷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央行行长发发声音，说要支持国际货币，就立即引起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天的激烈反对。 但这种做法日渐的困难，人民币卖向国际化的第一步，货币互换；欧元也已经成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其二，闭关锁国，重回孤立主义，阻止国际贸易。然后内需带动自己的制造业。这样可以避免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冲击，既可以保护底特律等地的汽车业，也可以保护工会力量强大的劳工组织。美国人自己的收入可以用于国内的消费。 可能性大么？有一点。 奥巴马的策略中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但是如果全面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导致美元帝国的崩溃。所以美国政府只好藏藏掩掩，不敢明目张胆。 其三，是什么？ 战争！ 战争是世界上无数帝国喜欢的经济策略。近代应用的最好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美国比日本要成功些，日本本性过于恶劣，打仗时做的事情太恶心，容易被一群国家暴打，吃进去的又吐出来。 而美国就不同，它持有的普世价值观和道义制高点，从来没有让它处于被群殴的地步。反过来它是扛把子，比的就是人多，时不时得纠集一帮小兄弟，斗斗土财主。最近的例子就是抱着石油的伊拉克萨达姆。 第一可以消耗库存军火，带动就业和经济；第二可以抢占石油基地。 除了朝鲜战争看走眼，和中国斗得两败俱伤，还没怎么样过。
那么美国需要战争吗？ 说实在的，就美国经济现在这副德性，也就是战争快速能够拯救它的经济了。 我们那个小邻居其实很不聪明，最近一直在挑衅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喜欢打架的主，可以抢抢东西，卖卖库存。但是战争没有打起来，什么道理？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足够强大；二是奥巴马过于文质彬彬，我本来想用里外一个词语，怕被人请去喝咖啡，算了。 美国的保守派心底里实际希望来一场大的战争，只要核子弹仍不出来，大家不会同归于尽，那么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出路。 他们最想打得是中国。打完了，一万多亿债务也就不用还了，这个庞大的市场也归美国了，军火带动的重工业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 但是他们不敢打。打中国没有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一举而胜的把握。中国人有核武器！ 在美国保守派看来，最好旁边那个胖子拼命闹腾。黑社会的火并都是一些笨小弟互相挑衅引起的，你看过两个老大亲自在街上骂街引起火并的吗？ 从我们这边来说，这个小弟已经成为累赘和炸弹，尾大不掉。只是美国的扛把子文气，才让这个小弟看穿了，在市面上瞎折腾。 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在那里呢？ 伊朗。 伊朗在世界上名声不佳，美国佬占有道义优势；伊朗足够大，可以打一场大的战争，足以消化上万亿的军火；伊朗没有核武器，不怕它狗急跳墙，同归于尽。 但是最近伊朗很聪明，乖得很，不挑衅。 所以，如果那天中国说，这个小弟太讨厌，我不要了。那我们边上这场战争就难免了。美日韩都会卷进来。 这样的局部战争也会起到和打伊朗同样地作用。 你可以看出来，如果奥巴马只会说，不会做，又不强势，那就会引起美国保守派和军火、金融界大老的厌烦，他的日子也会到头。换一个强势的领导上来，就不知道谁倒霉了。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些暴力冲突会很危险，历史告诉我们很多。只是我们的教科书向来说战争是不正义的，不应该的等等。这是娘娘腔的说法，战争向来是利益争夺的最终解决办法。 只是人类到了互相可以灭绝对方的阶段，大规模战争才变得不可取。 我希望的是美国有大智慧的人物出现，引领美国经济走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并逐渐开放高科技出口的市场输出，使得美国经济迅速复苏。这样国际贸易可以帮助中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中国应该怎样做呢？ 开放私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温州模式是中国方式的唯一选择。我们不指望现阶段的政治改革，虽然政治改革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选择，但是现阶段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加快私营经济的开放，扶持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选择。 中小企业的活力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证实。外资不会给中国带来扎根的本土化好处，就像周立波海派相声说的：费玉清开完演唱会把钱带走了，还不如听我的，我是上海人，在本地消费，促进经济阿。 国营企业的垄断，已经被证实只是维护被企业销团体利益的低效经济体。无法增加就业，也无法和外资竞争。同样的机会给中小企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包括就业和税收。 就业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才能够继续支持房地产、基础建设、各地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可以避免长期的衰退。 那么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看到了口号。 这至少让我在精神上感到愉悦。
那么美国需要战争吗？ 说实在的，就美国经济现在这副德性，也就是战争快速能够拯救它的经济了。 我们那个小邻居其实很不聪明，最近一直在挑衅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喜欢打架的主，可以抢抢东西，卖卖库存。但是战争没有打起来，什么道理？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足够强大；二是奥巴马过于文质彬彬，我本来想用里外一个词语，怕被人请去喝咖啡，算了。 美国的保守派心底里实际希望来一场大的战争，只要核子弹仍不出来，大家不会同归于尽，那么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出路。 他们最想打得是中国。打完了，一万多亿债务也就不用还了，这个庞大的市场也归美国了，军火带动的重工业也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 但是他们不敢打。打中国没有道义上的支持，没有一举而胜的把握。中国人有核武器！ 在美国保守派看来，最好旁边那个胖子拼命闹腾。黑社会的火并都是一些笨小弟互相挑衅引起的，你看过两个老大亲自在街上骂街引起火并的吗？ 从我们这边来说，这个小弟已经成为累赘和炸弹，尾大不掉。只是美国的扛把子文气，才让这个小弟看穿了，在市面上瞎折腾。 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在那里呢？ 伊朗。 伊朗在世界上名声不佳，美国佬占有道义优势；伊朗足够大，可以打一场大的战争，足以消化上万亿的军火；伊朗没有核武器，不怕它狗急跳墙，同归于尽。 但是最近伊朗很聪明，乖得很，不挑衅。 所以，如果那天中国说，这个小弟太讨厌，我不要了。那我们边上这场战争就难免了。美日韩都会卷进来。 这样的局部战争也会起到和打伊朗同样地作用。 你可以看出来，如果奥巴马只会说，不会做，又不强势，那就会引起美国保守派和军火、金融界大老的厌烦，他的日子也会到头。换一个强势的领导上来，就不知道谁倒霉了。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些暴力冲突会很危险，历史告诉我们很多。只是我们的教科书向来说战争是不正义的，不应该的等等。这是娘娘腔的说法，战争向来是利益争夺的最终解决办法。 只是人类到了互相可以灭绝对方的阶段，大规模战争才变得不可取。 我希望的是美国有大智慧的人物出现，引领美国经济走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并逐渐开放高科技出口的市场输出，使得美国经济迅速复苏。这样国际贸易可以帮助中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中国应该怎样做呢？ 开放私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温州模式是中国方式的唯一选择。我们不指望现阶段的政治改革，虽然政治改革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选择，但是现阶段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加快私营经济的开放，扶持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选择。 中小企业的活力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证实。外资不会给中国带来扎根的本土化好处，就像周立波海派相声说的：费玉清开完演唱会把钱带走了，还不如听我的，我是上海人，在本地消费，促进经济阿。 国营企业的垄断，已经被证实只是维护被企业销团体利益的低效经济体。无法增加就业，也无法和外资竞争。同样的机会给中小企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包括就业和税收。 就业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才能够继续支持房地产、基础建设、各地消费市场的发展。 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可以避免长期的衰退。 那么中国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看到了口号。 这至少让我在精神上感到愉悦。
在未来十年找钱 第1章
纯理论操作，信不信随你。 前言 第一章，我们在危机还是复苏中？ 第二章，那些精英会引领我们去何处？ 第三章，十年内能够重归财富轨道？ 第四章，个人如何在这十年找钱？ 第五章，财富的道路上都是孤独的。 第六章，为晚年和家庭早作打算。 第七章，教育你的孩子了解钱。 前言 最近我的睡眠不正常，导致头痛思维混乱，因此过来写写文字整理思路。但这里全部都是描述性的文字，信马由缰，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持，信不信随你。如果你因为看了此文赚了一百万，恭喜你，那纯粹是你蒙对了；如果你因此而穷困潦倒，祝福你，你终于理解了人生的奇妙，世事无常。总而言之，和老王没关系。 欢迎各位拍砖扔鸡蛋，垃圾箱请自备。 第一章，我们在危机还是复苏中 上帝昨天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请我喝茶，因为经济危机，烧香拜佛的人多了，慈悲为怀的人少了。上帝感觉到了经济危机的寒冷，慢慢渗透进了天庭。我看着杯子里清汤光水的茶叶汤发冷，听上帝叹苦经： “老王，你就将就着喝，你们中国人信上帝的少，也没人送点好茶叶给我。” 上帝说：“老王阿，我这里养这么大堆人，你们地球上人死了都往我这嘎达跑，人口太多，年龄老化，养老金透支太厉害，本来还有点教会送的银子，但现在信我的几个国家，都不行了，银子少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如何阿？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危机阿？我看地球的各个政府花钱不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恢复经济的青春了？我这天堂经济支撑了不久了。” 我说：“这个，上帝啊，我老王也很穷啊，房地产虽说小阳春，但是装修市场还没启动，您就付点咨询费，现金，盖不赊帐，现在三角债又开始增加了，钱难收，脸难看阿。” 上帝很不高兴，说：“你是做服务业的，应该先咨询，再收费，态度要好。来啊。” 过来俩天使，一个拿枪指着我头，一个帮上帝按摩胸脯，让他消消气。天使说：“上帝啊，你可别气了，老王是个中国人，不用给他泡茶，浪费钱。他们那儿有个有名的人说了，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你先拿枪托扁他一顿，再指着头，看他说不说。” 于是我给天使揍了一顿。 我很生气，决定骗骗上帝，说：“上帝啊，你不知道啊，现在各国的领导都是很能干的，比如说那个什么奥巴马了、布朗了、萨克奇等等，都是天才，他们正在加班加点拯救经济，半年后就会恢复了。那边的教会很快就有钱了，就会孝敬您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上帝很高兴，付钱给我，我很害怕说：“啊呀，您就不要那个了，就送给您好了。” 上帝说：“这怎么行，我是很守信用的。” 我拿到了钱，但是来了个拿算盘的天使，一把抓走了。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收税！” 我说不是听说天堂减税了吗？ 他冷笑道：财经这么吃紧，不加税就算好的了，还减税？”一脚把我踢下凡尘，我就吓醒了。 我长出一口气，才明白是一个梦，但是身上隐隐的痛，撩起衣服一看，一大片乌青块。
我认识一个80后的小朋友，很喜欢挣钱，一边上着班，一边做生意。他时常在饭局和咖啡馆里开导老王：“经济危机？中国是不会有经济危机的，你看现在饭店里多少人排队？商场里多少人买东西。” 我去房产中介看房子，一大堆人。一个老太太带着一家人过来，和中介的销售吵架：“你为什么不理我？我是来买房子的！”看中房子，立马就去下定。 我的客户把去年的房子挂牌价又提高了二百万挂出去，叫老王帮忙推销，因为他觉得我的口才和忽悠的本事大过中介销售。于是我操起三寸不烂之舌，噱别人买这三千万的房子。一个月接待三十拨人。 你看到什么？看到经济危机了吗？没有。 但是我们在何处？ 我们正站在世界经济的温吞水里，下面的火山慢慢烤热这锅汤。 从美国的奥巴马到欧洲的若干政治家，正引领整个世界经济由一场大病转成一场慢性病。重感冒转成慢性肺炎。 且慢，那几位说了：老王，前几天看你的文章，你说经济恢复了。 拜托，老王只是说短炒的时候到了，世界的经济进入了水火两重天的状态。两个小姐在为你服务，让你感到爽，也隐隐藏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先说奥巴马此人，各位筒子都知道老王极其反对此人，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个会说的人，和老王一样口若悬河，从来没什么真章。所以老王，你看是不是拥财亿万的人？不是。所以老王知识会说。但是你看奥巴马是不是可以拯救美国的人？不是，因为他也是之会说。而且和老王不同的是，他是个滚地草，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飘。从来没有坚定的主张。小布什虽然看上去笨拙，至少还是一根筋，说打你就打你；说减税，就减税。 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和麦道夫没什么两眼，借钱！向中国、日本、欧洲、散户借钱；当中国人开始不借给他钱，他就向未来借钱。然后转身把钱撒进阴沟洞里。 征税、发行债券、直接印钱。说穿了，就是庞氏骗局的一个套路。不同的美国有印刷权。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宴席，这样的做法就透支了未来。 透支不可怕。因为我们做企业，包括日常生活都会借贷，关键是要产生利润，有还钱的本事。但是你看到美国哪一个领域开始赚钱了？ 全球经济到了国际贸易无可阻挡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就需要出口交易来平衡所需。这和我们原始人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你打了鱼去换他打的鸡。但是你看到美国出口什么了吗？ 美国拥有的高科技他不愿出口，因为怕中国人学会了钓鱼，不再买它的鱼。他出口的只有军火和一大堆纸币。当世界处于小打小闹的时候，军火买卖就持续不下去。美国怎么办呢？借钱化化。钱来的快，花起来舒服。但是不能持久，因为这个世界上傻瓜少。 美国没办法出口汽车，因为日本车便宜；没办法出口日用品，因为中国制造便宜；不肯出口高科技技术。那他这个国家怎么来赚钱还利息？ 国际贸易的失衡，将继续造成美国经济的动荡。失业和制造业的困乏都将让美国经济处于滞胀中。 为什么滞胀？因为美国印多了钱，却没有启动制造业市场，没有制造业市场，金融业萧条，军火买卖不灵光，因此就没有需求。 欧洲呢？欧洲好不到哪儿去。金融系统为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国际贸易的萎缩，都将造成欧洲市场复苏缓慢。 这个地方就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我们这里，和美国号称G2的中国经济会怎么样？ 我们的经济怎样，可真不好说。但是有几样东西将会大涨，或者说至少不会跌。什么呢？ 房地产和大宗商品。 房地产为什么不会跌？你别呆在上海这种城市不出来，到内地看看。我们国家的收入富裕阶层大部分集中在体制内。只要公务员阶层收入不降低，对整体经济的打击就不会大。因为我们的消费主体没有消弱。这样的消费多半集中在房地产、奢侈品、餐饮娱乐、耐用消费支出。 而大规模投放信贷，带动基础建设和相关产业链，这将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真正失业的人口是农民工，但是政府采取了极其聪明的做法：发钱。在农村，你现在要获得私人或小生意的贷款很容易。家电下乡的做法，包括赊账和补贴的策略，带动整个农村消费的增长。 那么，你看怎么会有危机呢？ 真正薄弱的是制造业，主要是针对外销的制造业。虽然有外贸行业的网友说起订单的增加。但是这绝对不能和以前相比。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会面临一点点不好的经济威胁呢？ 那就是财政收入的降低。 当财政入不敷出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体制内的收入，同时也影响到资金的投放。这个时候如果国际经济没有恢复，制造业没有提供足够的税收支持，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收入的减少，将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几率增大，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将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降低，财政收入的降低将导致加税，加税将导致实体经济的负担加重，那么复苏的速度就会降低。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时刻。
我认识一个80后的小朋友，很喜欢挣钱，一边上着班，一边做生意。他时常在饭局和咖啡馆里开导老王：“经济危机？中国是不会有经济危机的，你看现在饭店里多少人排队？商场里多少人买东西。” 我去房产中介看房子，一大堆人。一个老太太带着一家人过来，和中介的销售吵架：“你为什么不理我？我是来买房子的！”看中房子，立马就去下定。 我的客户把去年的房子挂牌价又提高了二百万挂出去，叫老王帮忙推销，因为他觉得我的口才和忽悠的本事大过中介销售。于是我操起三寸不烂之舌，噱别人买这三千万的房子。一个月接待三十拨人。 你看到什么？看到经济危机了吗？没有。 但是我们在何处？ 我们正站在世界经济的温吞水里，下面的火山慢慢烤热这锅汤。 从美国的奥巴马到欧洲的若干政治家，正引领整个世界经济由一场大病转成一场慢性病。重感冒转成慢性肺炎。 且慢，那几位说了：老王，前几天看你的文章，你说经济恢复了。 拜托，老王只是说短炒的时候到了，世界的经济进入了水火两重天的状态。两个小姐在为你服务，让你感到爽，也隐隐藏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先说奥巴马此人，各位筒子都知道老王极其反对此人，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个会说的人，和老王一样口若悬河，从来没什么真章。所以老王，你看是不是拥财亿万的人？不是。所以老王知识会说。但是你看奥巴马是不是可以拯救美国的人？不是，因为他也是之会说。而且和老王不同的是，他是个滚地草，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飘。从来没有坚定的主张。小布什虽然看上去笨拙，至少还是一根筋，说打你就打你；说减税，就减税。 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和麦道夫没什么两眼，借钱！向中国、日本、欧洲、散户借钱；当中国人开始不借给他钱，他就向未来借钱。然后转身把钱撒进阴沟洞里。 征税、发行债券、直接印钱。说穿了，就是庞氏骗局的一个套路。不同的美国有印刷权。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宴席，这样的做法就透支了未来。 透支不可怕。因为我们做企业，包括日常生活都会借贷，关键是要产生利润，有还钱的本事。但是你看到美国哪一个领域开始赚钱了？ 全球经济到了国际贸易无可阻挡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国家就需要出口交易来平衡所需。这和我们原始人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你打了鱼去换他打的鸡。但是你看到美国出口什么了吗？ 美国拥有的高科技他不愿出口，因为怕中国人学会了钓鱼，不再买它的鱼。他出口的只有军火和一大堆纸币。当世界处于小打小闹的时候，军火买卖就持续不下去。美国怎么办呢？借钱化化。钱来的快，花起来舒服。但是不能持久，因为这个世界上傻瓜少。 美国没办法出口汽车，因为日本车便宜；没办法出口日用品，因为中国制造便宜；不肯出口高科技技术。那他这个国家怎么来赚钱还利息？ 国际贸易的失衡，将继续造成美国经济的动荡。失业和制造业的困乏都将让美国经济处于滞胀中。 为什么滞胀？因为美国印多了钱，却没有启动制造业市场，没有制造业市场，金融业萧条，军火买卖不灵光，因此就没有需求。 欧洲呢？欧洲好不到哪儿去。金融系统为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国际贸易的萎缩，都将造成欧洲市场复苏缓慢。 这个地方就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我们这里，和美国号称G2的中国经济会怎么样？ 我们的经济怎样，可真不好说。但是有几样东西将会大涨，或者说至少不会跌。什么呢？ 房地产和大宗商品。 房地产为什么不会跌？你别呆在上海这种城市不出来，到内地看看。我们国家的收入富裕阶层大部分集中在体制内。只要公务员阶层收入不降低，对整体经济的打击就不会大。因为我们的消费主体没有消弱。这样的消费多半集中在房地产、奢侈品、餐饮娱乐、耐用消费支出。 而大规模投放信贷，带动基础建设和相关产业链，这将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真正失业的人口是农民工，但是政府采取了极其聪明的做法：发钱。在农村，你现在要获得私人或小生意的贷款很容易。家电下乡的做法，包括赊账和补贴的策略，带动整个农村消费的增长。 那么，你看怎么会有危机呢？ 真正薄弱的是制造业，主要是针对外销的制造业。虽然有外贸行业的网友说起订单的增加。但是这绝对不能和以前相比。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会面临一点点不好的经济威胁呢？ 那就是财政收入的降低。 当财政入不敷出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体制内的收入，同时也影响到资金的投放。这个时候如果国际经济没有恢复，制造业没有提供足够的税收支持，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收入的减少，将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几率增大，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将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降低，财政收入的降低将导致加税，加税将导致实体经济的负担加重，那么复苏的速度就会降低。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时刻。
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华尔街日报)
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华尔街日报)
作者：黄亚生 华尔街日报
还记得风靡一时的“脱钩论”吗？就在不久前，西方分析师，尤其是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在贩卖一个说法，即中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不但能够独立于美国之外自行增长，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 但凡这些华尔街经济学家目前仍没有失业, 他们中很少会有人再提出如此论调了。中国不断传出的经济数据正在使人清醒过来。最新数据显示，依然在中国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出口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缓拖累所致。更糟糕的是进口也急速下降，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内需正在下滑。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让人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峻挑战。显然中国经济无法逆全球趋势而动。 为什么那些脱钩论者会错得如此离谱？搞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脱钩论源自于错误的经济分析，而脱钩论的失势尚未使这些分析失去市场。揭穿这些分析的假面对中国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将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们的根本问题或致命偏好就是对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太过重视，尤其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如果你问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中国有多少省，他可能两眼发呆。但如果你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他会马上告诉你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会在2035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过美国。GDP中心论是经济学家们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这一点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砖四国”说上便可见一斑。高盛在研究报告中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将急剧增长，而这份报告的依据比小学五年级算术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痴迷于中国GDP高增长率的人经常忽略了探讨导致这一高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是否可自我持续。而这正是脱钩论痴迷者的硬伤，也是政策制定者容易犯大错误的地方。比方说，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中国家庭收入的数据。中国家庭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这种情况在农村家庭中尤为明显。过去20年左右，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幅只及中国GDP增长率的一半。中国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一快一慢意味着，中国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为代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仅这一个事实就应足以推翻脱钩论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产能力必须转向什么地方，这就是美国。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农村家庭收入和 GDP增长率之间的鸿沟持续存在这一事实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愈来愈成为美国消费欲望的衍生品。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以及怎样系统性地损害了中国自身的消费潜力。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GDP的高增长是如何实现的。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应部分归功于经济自由化，但经济增长中由市场驱动的部分并不大，且还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严重受控于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上世纪80年代的 30-35%提高到了当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度。 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与中国急于吸引外资的地方官员打过交道的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下面这些话应该不会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亩土地上新建工厂吗？没问题。我们会在三周时间内为你清理出这片土地。”许多外国投资者都对中国地方政府这种“亲商”态度称奇，与似乎无法将这些事情做好的印度政府比起来，更是形成了鲜明反差。 但这种“亲商”做法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转为工商业用地时，许多中国家庭几乎得不到到任何经济好处。中国政府对国内全部土地都拥有正式所有权，它能够以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想像的规模将一块土地上居住的家庭异地安置，而这些家庭所获补偿往往远低于他们所让出土地的市场价值。正因为如此，工厂主们在中国的办厂成本会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幢摩天大厦也会彷佛一夜间便从中国许多城市冒了出来。 但中国也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一个人的成本就会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工厂主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的低成本，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生活中其他一些参与者的低收入。而中国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国民中的大多数，其中尤以农村居民为多，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一条创造私人财富的可靠途径──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市场价格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在中国几乎完全缺失，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 所有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脱钩论的争论范围。要真正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中国政府必须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民的收入增长，而不能只盯着GDP增长。要做到这点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开发时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允许和鼓励开发商以竞价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并将这作为政府当前经济刺激方案的一项内容。过去两年中，中国领导层在降低农民负担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说取消了农业税，降低了教育和医疗收费等。现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时候了。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袅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的发展战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及其13亿人民正在为这一错误付出高昂代价。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
谈谈港股,A股,B股的差异(转载)
谈谈港股,A股,B股的差异(转载)
我做港股的体会，兼谈ABH差价 论坛上说港股的很多，也来冒点泡，抛点砖头。 如果把深圳B股也当成类港股的话，我开深圳B股的户头居然比A股早，这是清明节在家收拾东西，打扫卫生时的惊讶发现。为何先有B股户，再有A股户呢？可能是90年代初那会儿，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深圳那时候港币很流行，而且很多公司发工资都发港币。再有，B股从打一开始就比A股便宜，难得有零星机会A股比B股便宜的，那就是历史大底。 所以陆陆续续买B股，当然后来更多地交易了A股，2001年之后又开了港股的账号。这些年，教训和苦头都吃了不少，明白了几个简单的道理，略述一二。
一、便宜未必是好 刚才说了，开深圳B股户是因为B股99%的时间比A股便宜，即便是同样的公司。但这十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便宜不是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 丢人的案例先说说吧。我的一个好友，两口子都在外企工作，高工资都去养房子了，左一套右一套地买。2007年中终于忍不住了，感觉股票比房子涨得更多。于是找到我这个职业人士。当时感觉市场已经很高了，分分钟调整下来。但又觉得看更长远一点，好房子、好公司的股权还是值钱的，至少比货币贬值强点。于是，就折衷了一个办法（想来，折衷的方法是最最害人的，因为已经是违背了原则，已经是隐患巨大了。任何事情上的折衷处理，99%都是失败的）。折衷的办法是什么呢？让他们买深圳B股，因为比A股便宜一半甚至更多啊。当时推荐了招商地产B和张裕B。招商地产A股当时一百出头，而B股还不到50，张裕的AB股差价也接近一半。都是好公司，咱也不敢胡乱推荐垃圾股，是不是？当时跟他们说的理由是，A股如果跌一半，还不到B股的价格嘛，有安全边际。 结果如何？大家都看见了，B股一点没少跌。2007年8月“拟直通车”，奋勇杀过香港去的同伙们，当时的口号是，A股贵了，咱炒便宜的港股去。结果呢？亏得只比A股多，一点不比A股少，看看国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跌幅，再看看那些著名的中资股，比方中铝、中海集运等等，以及阿里巴巴等，跌9成哪！！A股公司中，跌幅当然也不小，但跌9成的没那么多。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现在不敢买A股，纷纷说H股便宜，要在那里去找点安全边际，就想，我这个低级错误，很多人将来还得自己吃过苦头了才明白啊。 股票，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是投票机，尽管从本质上说是称重器。但很少很少人会等到称重器发生作用的时候才去买卖，也很少人有耐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因此，99.9%的人都是趋势派。 不是说趋势派不好，曹仁超先生就是看趋势的。真正的趋势投资者就是价值投资者，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也是趋势投资者。看巴菲特对中石油的买卖就知道了。看曹仁超先生的言谈话语间，对安全边际的考量是多么重！ 在趋势面前，我们是很弱小的。因此，大趋势的判断非常重要，比ABH差价重要多了。 各位如果有心，去统计一下，每轮牛市的上涨过程中，中集、赤湾、万科、招地、张裕等绩优股的涨幅，其AB股是很接近的；每轮大的下跌中，其AB股的跌幅也是相当的，并没有因为一个便宜了而多涨，一个贵了而多跌。两个市场，并没有真正的套利机制存在，因此不同的文化下面、不同的制度设计和投资者结构下，价格就是不同的。 当然，当然，长长远远看，是要接轨的，这不，金融股不就AH大体接轨了么？ 但我想说的是，仅仅看重H股比A股便宜而入市，其角度是大错特错的。假如我们认为今年的行情不过是一轮B浪反弹，经济不过是小阳春，那么A股跌起来，BH股也一样跌的。如果认为中国在黄金十年之后，还有白银十年，那么BH股有空间，A股也一样有的。千万别耍这点小聪明，如同2007年中的我，以至于如今不好意思见朋友。
二、投资者结构和制度性因素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BH股一直都比A股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这个原因，我只是想到了几条，如有高手不吝赐教，更好。 1、制度性因素。比方，港股在供应量上是很充裕的，很方便扩大股本和股票的供应的。批股，也就是增发，非常方便和容易。其监管机构只起到一个备案的作用，基本没有审批的意思。其监管理念是买卖双方是理性的，只要你们愿打愿挨，没有欺诈，信息披露充分就OK。所以，港股的股票的面值五花八门，1分的、1毛的、25分的，一块的，什么都有。缩股、供股分分钟的事情。论坛上戴益成的帖子――《老千股的鼻祖---0273 威利国际》写得很好，我不得不把这个案例部分照抄如下： 老千股的鼻祖---0273 威利国际 “老千”来自英文的cheating的音译。老千股，自然就是骗取普通投资者钱财的股票。而且对刚刚进入香港股市的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老千股”的超级无敌威力，下面给出一例--威利国际(0273.HK)，一间经常登上香港股市十大升幅排行榜及十大跌幅排行榜的公司。% \’ z1 D) e- b% B$ b7 T4 威利国际的财务状况，从1982年到2007年连续15年，无论经济好坏，年年亏损，绝对不会盈利，真是服了他了。公司多年来几易其名，从「首创」到「怡南实业」，再到「华汇控股」及「互联控股」。一直号称从事金融地产业。在2007年能源股火暴的时候，还煞有介事地做了几笔收购，以「进军」煤炭燃气这一相当有前途的行业。 就是这间威利，多年来合股不断。根据港交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所提供的数据，仅仅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公司就经历了2合1，5合1、50合1、25合1、10合1、5合1。简单算一算，2×5×50×25×10×5=625,000，亦即假如你与1999年买入62万5千股，今天则仅仅拥有1股。再查其股价，1999年合股前的价格是5分钱左右，如果你当年以30万港元买入六百二十万股威利国际，那么阁下今天这笔“投资”将变成5角钱，损失达99.99984%！ 和威利差不多黑的老千公司并不在少数。另外一间公司汉基控股(00412)，从2001年到2007年短短六年，4次股份合并后，2万股变1股，今天的股价“高达”6角钱。 合股是这么的容易，亏损99.99984%难道还有翻身机会？？
回答：揸: 即买入的意思，香港人尤其喜欢用揸沽来代替经常被人混淆的买和卖，这一词最早用来形容买入期指，但也有人用来形容持有股票，如长期持有股长揸。 球 : 即100万股，大手成交的用语。例如买入500万股，可称为买入5球货。即日鲜 即投资者在交易当日完成股票的买入与卖出。一般证券行对客户做即日鲜多不会限制，只要投资者能交出买卖差价的亏损金额 笃手指：指投资者可能没有足够现金购入股票，只把买入的股票在T+2之内沽出，故可以毋须缴付全数购买款项，只在交易完成后支付或拿取买卖的差额 子子展 是按金或保证金（margin）的粤语音译，是一种以小控大的杠杆方式买卖手法。国内的融资融券就会参考香港那边margin的制度设计．
说得好,港股的风险比A股可能还大～～～～～～ 是啊，初涉港股的国人很多时候，在一开始会被细价股的低价格，低ＰＥ所蒙骗．当然，港股市场也有它的优点．帖子没转载完．慢慢道来．
由于增发和批股相当的方便，所以港股很难出现高估的时候。大股东在那儿虎视眈眈呢！贵了，好办啊，增发圈钱呗。比方流通股和大股东是1:1的比例，股票炒高了，大股东可以一把配售流通股的十倍，把比例弄成1:9，看你怎么炒！圈一大笔钱，等股价跌了，再回购或私有化嘛。 股价因各种原因弄低了，私有化呗，香港人称8号仔的电讯盈科（00008.hk）的故事，值得每一个打算去香港淘金的人先反复体味一下！！
(继续)这样的制度下，香港老百姓和一批一批从大陆过去的投资者被反复割韭菜，反复当成提款机，实在给提怕了，所以非蓝筹股、非指标股、非中资国企股以外的大多数股票，估值都相当低，因为实在是给搞怕了。 除了可以无限量供股外，衍生产品也是多得不计其数。而且都是巨便宜，比方窝轮，都是几分、几厘的价格，几毛的轮子已经算是高价的了。窝轮的发行，更是不限量，你想炒，好啊，大量发行呗，反正发行价都是相对于正股有溢价的，发行商首先就赚了一把，有安全边际。2008年的时候，听说有发行商专门盯住街货量大的轮子，刻意做空其正股，让轮子的价格归零。这2008年一役，内地过去的资金，灰飞烟灭的，不在百亿之下，甚至有人估算，有千亿之多！ 除了供股、衍生产品外，可以做空、也可以融资做多也是制度上很大的差异，这导致了港股的波动非常大，使用杠杆的多头或空头的平仓盘，往往把价格打到非常不理性的位置上去，令刚去香港投资者每每抓狂不已，沮丧到极点。就说中国铝业（2600.hk）吧，高点去到26块钱，且不去说它，每股净资产4块多，折合港币接近5元，想来用一倍PB来买总归可以吧，5块钱相当于最高价的1/5，但它依然跌，那就0.5PB，总该有安全边际了吧，不，它最低是1.9元。类似的案例简直数不过来，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分析、所有的假设，在疯狂的市场面前都是那么的苍白和脆弱！ 对港股交易的制度研究，是投资之前的必修课。 港股的风险，那不是一般的大，那叫凶险。咱A股的风险，那只是风险而已。以政府的父爱情结看，多年来，除了极少数退市的，大多数垃圾股，只要熬得住，解套一半，亏50%出来是概率很大的。而更多人，都有熬到解套之日的经验。而问问在港股上浸淫过几年的，哪个没有惨痛的教训，血本无归的案例？ 所以，光看见H股便宜，没看见制度的因素、投资文化的差异以及博弈的对手，实在是很可怕。面对看上去非常便宜的港股，人们啊，真的是要小心啊。
2、投资者结构的差异，投资文化的不同 我一直和朋友们说，A股咱是主场，在行业里混久了，总有些相熟的人，国内就几个大基金公司，大体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动向，基本就很清楚了。如果能认识几个庄家，再会点看图说话，加上对政府政策的心领神会，给点耐心，A股其实还算容易把握的。 而港股，咱就是客场了。港股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尤其是欧美系的机构投资者。以高盛等为代表的外资大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看多，明天可以翻脸看空，一个股票目标价的调整可以向下高达80%，往上高达几倍。为了它自营盘的利益或大客户的利益，散户和其他投资者？不过是它的盘中餐而已。 研究报告的忽悠还只是冰山一角，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港股作为离岸市场，波动非常剧烈。98年金融风暴和此次金融海啸，港股都是牺牲品。海外大型投资基金，在配置上变动几个点，就将导致港股资金大进大出，因此，要想做港股，必须对全球资金流动有足够的认识，对日元套利交易、今后的美元套利交易等有所了解，否则很可能成为炮灰。
就投资文化而言，港股投资者的思路也很是不同。比方在茂业国际（848.hk）这间公司的态度上，大陆投资者和香港投资者差别迥异。茂业国际在2008年下半年惨遭洗仓，如果说之前是跟随大盘下跌，跌幅也和指数相当，这也就罢了。关键是它三季度报告说，在太原等地拿到好便宜的地产项目，之后又公告在A股抄底买到一些商业企业的股票，导致香港投资者对它大倒胃口，理由是，原本上市的时候说的是募集资金去搞商业运营，利用它之前的经验去开拓网络。而太原项目的开展令它变成了一间商业地产开发商，抄底A股公司又成为一间投资公司，不伦不类，因此股价大跌，估值大大折让。在成熟的投资者的眼里，地产项目，尤其是商业地产项目，二级市场投资，都是高风险的，他们愿意拿合理甚至偏低的收益率，不愿意上市公司去冒险获得高利润。这个思路下，洗仓结果是最低时候0.5倍的PB，2.4倍PE（以2008年业绩算），比最高价跌9成。但A股投资者可不这么想，赚钱是硬道理，太原项目的楼面地价才1600元/平米，周边的小区住宅都是1万/平米，这个项目要不是金融海啸，根本拿不到，运作完成了会赚大钱的。至于抄底A股的那些资金，现在肯定是赚钱的，并且这部分浮盈还没算到2008年损益表中呢。要算进2008年利润，市盈率更低。所以，A股投资者对它信心满满，认为它严重低估。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慢慢看，细细体会。但这其中的奥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想2007年,国内的基金,民间投资过境香港,说要水淹港岛,赶走殖民帝国主义,而今看来,那只是一时草莽,不懂市场真谛啊!
三、价值投资――无上法宝 说了港股这么多的凶险，难道就是地狱么？非也！很多人在港股上的利润远远超过A股，其暴利机会、暴利程度远超想像。传说我之前的一个同事，2007年在港股上硬是把100万变成了一个亿，立马辞工不干！2006—2007年，在A股上赚100倍的人还真没见过。 为何？港股在遭到外资抛弃，杠杆平仓之后，往往出现极不合理的低点，就拿中铝为例，尽管是周期性行业，1倍PB总算有点谱吧，到0.5倍PB应该算很有安全边际了，在这之下的价格去买，或者敢动用杠杆或买轮子的，其收益远远大于正股的涨幅。所以，这轮港股的反弹中，内房股、强周期性资源股等，从底部的反弹幅度都十分惊人。―――当然了，跟它们在2007年的高位相比，还是差太多太多。 个人浅见，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可用的地方不多。90%的时候是高估的，因为制度的原因――股票审批不放开，供应始终有限，即便全流通了，大国企的大部分股票还是冻结的；父爱情结――跌多了，终归要出利好，为了融资也好，为了和谐社会也好。所以养成了A股投资者普遍的高估习惯。几乎找不到价值投资的经典案例：较净资产打折的公司。A股市场，更多的是新兴市场，更多的讲究成长性。安全边际？？很少，基本上没有。
100万变成1个亿确实在06-07年可以变成现实.但100倍的财富增值不是由于股票而来.是因为衍生工具的放大杠杆作用.那时候香港最火热的衍生产品-权证.06年买入,07年卖出.中国人寿的权证就提供过类似机会.所以.国内的人认为捂住窝轮就能够挣到钱,结果,在07年末到08年,大亏特亏.所以,高收益对应的是高风险.一部分人可以仰天大笑,而一部分人却此恨无绝期.切记切记!香港本地投资散户一般不做衍生品,何况欧美机构~~~
但在港股市场上，各种价值投资的方法都能用上。我们可以发现大把的烟蒂股票――较净资产打折5成是最普遍的，2—3PE，0.2—0.4PB的股票遍地都是；回购、私有化时常在进行，这些都是A股市场很少见或根本没有的。我们可以耐心细致去算一间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去看它的净现金和市值的比较，去算它的营运成本、利润前景，并也有很多机会去低位买，等着被私有化或回购。 港股市场上有一些A股没有的公司，尤其是消费类和互联网类型的公司，比方李宁、百丽、阿里巴巴、腾讯、雨润，很多很多啦。而且现在的估值也比A股同类公司便宜。当然，在投资港股的时候，最好还是H股，基本不用担心会恶性供股、批股等事件；业务在国内的公司可以，但注册地不在大陆，中国证监会就往往监管不到了。 由于是弱势群体，在港股市场上我们发现跟庄、跟大机构的思路完全行不通，必须回到企业的基本面，必须以企业的所有者角度考虑问题；因为是大股东博弈的格局，所以必须把公司治理结构放在第一位，黄光裕的国美（493.hk）以及之前很多公司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钟；因为是离岸市场，波动剧烈，因此必须有安全边际，必须有良好的资金管理系统；由于交易费用昂贵，而且波动剧烈，必须是长期投资的打算；由于分分钟可以做空，因此必须考虑到这间公司和全球同类公司的市值比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和方法。
当没有了外部的依靠（没有券商的研究报告、不听大行的忽悠、不跟大机构的步伐），我们变得更加内省，更加去关注企业的基本因素，行业动态、商业模式，管理能力，真正把自己当成企业的所有者。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价值投资理念深入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分析系统、交易系统、风险控制系统。 总的说来，ABH股因为没有真实的套利机制，只有视觉上的差价，而两个市场，其制度、文化、投资者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因差价而看好H股或看淡A股，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当然，从长期长期长期的角度看，买便宜的东西相对不吃亏吧。但是，想想为什么北美的房子，性价比比咱大陆好很多，这个差价为什么会长期存在？也许更能明白一点ABH的事情。 至于港股，我们认为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毕竟便宜嘛，而且也有很多A股市场没有的品种。但要真正赚到港股的钱，博弈的对手可是厉害很多的角色，所以，必须使用价值投资的各种方法和工具――安全边际、企业价值评估、博弈论等等
我做港股的体会，兼谈ABH差价 论坛上说港股的很多，也来冒点泡，抛点砖头。 如果把深圳B股也当成类港股的话，我开深圳B股的户头居然比A股早，这是清明节在家收拾东西，打扫卫生时的惊讶发现。为何先有B股户，再有A股户呢？可能是90年代初那会儿，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深圳那时候港币很流行，而且很多公司发工资都发港币。再有，B股从打一开始就比A股便宜，难得有零星机会A股比B股便宜的，那就是历史大底。 所以陆陆续续买B股，当然后来更多地交易了A股，2001年之后又开了港股的账号。这些年，教训和苦头都吃了不少，明白了几个简单的道理，略述一二。
一、便宜未必是好 刚才说了，开深圳B股户是因为B股99%的时间比A股便宜，即便是同样的公司。但这十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便宜不是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 丢人的案例先说说吧。我的一个好友，两口子都在外企工作，高工资都去养房子了，左一套右一套地买。2007年中终于忍不住了，感觉股票比房子涨得更多。于是找到我这个职业人士。当时感觉市场已经很高了，分分钟调整下来。但又觉得看更长远一点，好房子、好公司的股权还是值钱的，至少比货币贬值强点。于是，就折衷了一个办法（想来，折衷的方法是最最害人的，因为已经是违背了原则，已经是隐患巨大了。任何事情上的折衷处理，99%都是失败的）。折衷的办法是什么呢？让他们买深圳B股，因为比A股便宜一半甚至更多啊。当时推荐了招商地产B和张裕B。招商地产A股当时一百出头，而B股还不到50，张裕的AB股差价也接近一半。都是好公司，咱也不敢胡乱推荐垃圾股，是不是？当时跟他们说的理由是，A股如果跌一半，还不到B股的价格嘛，有安全边际。 结果如何？大家都看见了，B股一点没少跌。2007年8月“拟直通车”，奋勇杀过香港去的同伙们，当时的口号是，A股贵了，咱炒便宜的港股去。结果呢？亏得只比A股多，一点不比A股少，看看国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跌幅，再看看那些著名的中资股，比方中铝、中海集运等等，以及阿里巴巴等，跌9成哪！！A股公司中，跌幅当然也不小，但跌9成的没那么多。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现在不敢买A股，纷纷说H股便宜，要在那里去找点安全边际，就想，我这个低级错误，很多人将来还得自己吃过苦头了才明白啊。 股票，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是投票机，尽管从本质上说是称重器。但很少很少人会等到称重器发生作用的时候才去买卖，也很少人有耐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因此，99.9%的人都是趋势派。 不是说趋势派不好，曹仁超先生就是看趋势的。真正的趋势投资者就是价值投资者，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也是趋势投资者。看巴菲特对中石油的买卖就知道了。看曹仁超先生的言谈话语间，对安全边际的考量是多么重！ 在趋势面前，我们是很弱小的。因此，大趋势的判断非常重要，比ABH差价重要多了。 各位如果有心，去统计一下，每轮牛市的上涨过程中，中集、赤湾、万科、招地、张裕等绩优股的涨幅，其AB股是很接近的；每轮大的下跌中，其AB股的跌幅也是相当的，并没有因为一个便宜了而多涨，一个贵了而多跌。两个市场，并没有真正的套利机制存在，因此不同的文化下面、不同的制度设计和投资者结构下，价格就是不同的。 当然，当然，长长远远看，是要接轨的，这不，金融股不就AH大体接轨了么？ 但我想说的是，仅仅看重H股比A股便宜而入市，其角度是大错特错的。假如我们认为今年的行情不过是一轮B浪反弹，经济不过是小阳春，那么A股跌起来，BH股也一样跌的。如果认为中国在黄金十年之后，还有白银十年，那么BH股有空间，A股也一样有的。千万别耍这点小聪明，如同2007年中的我，以至于如今不好意思见朋友。
二、投资者结构和制度性因素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BH股一直都比A股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这个原因，我只是想到了几条，如有高手不吝赐教，更好。 1、制度性因素。比方，港股在供应量上是很充裕的，很方便扩大股本和股票的供应的。批股，也就是增发，非常方便和容易。其监管机构只起到一个备案的作用，基本没有审批的意思。其监管理念是买卖双方是理性的，只要你们愿打愿挨，没有欺诈，信息披露充分就OK。所以，港股的股票的面值五花八门，1分的、1毛的、25分的，一块的，什么都有。缩股、供股分分钟的事情。论坛上戴益成的帖子――《老千股的鼻祖---0273 威利国际》写得很好，我不得不把这个案例部分照抄如下： 老千股的鼻祖---0273 威利国际 “老千”来自英文的cheating的音译。老千股，自然就是骗取普通投资者钱财的股票。而且对刚刚进入香港股市的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老千股”的超级无敌威力，下面给出一例--威利国际(0273.HK)，一间经常登上香港股市十大升幅排行榜及十大跌幅排行榜的公司。% \’ z1 D) e- b% B$ b7 T4 威利国际的财务状况，从1982年到2007年连续15年，无论经济好坏，年年亏损，绝对不会盈利，真是服了他了。公司多年来几易其名，从「首创」到「怡南实业」，再到「华汇控股」及「互联控股」。一直号称从事金融地产业。在2007年能源股火暴的时候，还煞有介事地做了几笔收购，以「进军」煤炭燃气这一相当有前途的行业。 就是这间威利，多年来合股不断。根据港交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所提供的数据，仅仅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公司就经历了2合1，5合1、50合1、25合1、10合1、5合1。简单算一算，2×5×50×25×10×5=625,000，亦即假如你与1999年买入62万5千股，今天则仅仅拥有1股。再查其股价，1999年合股前的价格是5分钱左右，如果你当年以30万港元买入六百二十万股威利国际，那么阁下今天这笔“投资”将变成5角钱，损失达99.99984%！ 和威利差不多黑的老千公司并不在少数。另外一间公司汉基控股(00412)，从2001年到2007年短短六年，4次股份合并后，2万股变1股，今天的股价“高达”6角钱。 合股是这么的容易，亏损99.99984%难道还有翻身机会？？
回答：揸: 即买入的意思，香港人尤其喜欢用揸沽来代替经常被人混淆的买和卖，这一词最早用来形容买入期指，但也有人用来形容持有股票，如长期持有股长揸。 球 : 即100万股，大手成交的用语。例如买入500万股，可称为买入5球货。即日鲜 即投资者在交易当日完成股票的买入与卖出。一般证券行对客户做即日鲜多不会限制，只要投资者能交出买卖差价的亏损金额 笃手指：指投资者可能没有足够现金购入股票，只把买入的股票在T+2之内沽出，故可以毋须缴付全数购买款项，只在交易完成后支付或拿取买卖的差额 子子展 是按金或保证金（margin）的粤语音译，是一种以小控大的杠杆方式买卖手法。国内的融资融券就会参考香港那边margin的制度设计．
说得好,港股的风险比A股可能还大～～～～～～ 是啊，初涉港股的国人很多时候，在一开始会被细价股的低价格，低ＰＥ所蒙骗．当然，港股市场也有它的优点．帖子没转载完．慢慢道来．
由于增发和批股相当的方便，所以港股很难出现高估的时候。大股东在那儿虎视眈眈呢！贵了，好办啊，增发圈钱呗。比方流通股和大股东是1:1的比例，股票炒高了，大股东可以一把配售流通股的十倍，把比例弄成1:9，看你怎么炒！圈一大笔钱，等股价跌了，再回购或私有化嘛。 股价因各种原因弄低了，私有化呗，香港人称8号仔的电讯盈科（00008.hk）的故事，值得每一个打算去香港淘金的人先反复体味一下！！
(继续)这样的制度下，香港老百姓和一批一批从大陆过去的投资者被反复割韭菜，反复当成提款机，实在给提怕了，所以非蓝筹股、非指标股、非中资国企股以外的大多数股票，估值都相当低，因为实在是给搞怕了。 除了可以无限量供股外，衍生产品也是多得不计其数。而且都是巨便宜，比方窝轮，都是几分、几厘的价格，几毛的轮子已经算是高价的了。窝轮的发行，更是不限量，你想炒，好啊，大量发行呗，反正发行价都是相对于正股有溢价的，发行商首先就赚了一把，有安全边际。2008年的时候，听说有发行商专门盯住街货量大的轮子，刻意做空其正股，让轮子的价格归零。这2008年一役，内地过去的资金，灰飞烟灭的，不在百亿之下，甚至有人估算，有千亿之多！ 除了供股、衍生产品外，可以做空、也可以融资做多也是制度上很大的差异，这导致了港股的波动非常大，使用杠杆的多头或空头的平仓盘，往往把价格打到非常不理性的位置上去，令刚去香港投资者每每抓狂不已，沮丧到极点。就说中国铝业（2600.hk）吧，高点去到26块钱，且不去说它，每股净资产4块多，折合港币接近5元，想来用一倍PB来买总归可以吧，5块钱相当于最高价的1/5，但它依然跌，那就0.5PB，总该有安全边际了吧，不，它最低是1.9元。类似的案例简直数不过来，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分析、所有的假设，在疯狂的市场面前都是那么的苍白和脆弱！ 对港股交易的制度研究，是投资之前的必修课。 港股的风险，那不是一般的大，那叫凶险。咱A股的风险，那只是风险而已。以政府的父爱情结看，多年来，除了极少数退市的，大多数垃圾股，只要熬得住，解套一半，亏50%出来是概率很大的。而更多人，都有熬到解套之日的经验。而问问在港股上浸淫过几年的，哪个没有惨痛的教训，血本无归的案例？ 所以，光看见H股便宜，没看见制度的因素、投资文化的差异以及博弈的对手，实在是很可怕。面对看上去非常便宜的港股，人们啊，真的是要小心啊。
2、投资者结构的差异，投资文化的不同 我一直和朋友们说，A股咱是主场，在行业里混久了，总有些相熟的人，国内就几个大基金公司，大体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动向，基本就很清楚了。如果能认识几个庄家，再会点看图说话，加上对政府政策的心领神会，给点耐心，A股其实还算容易把握的。 而港股，咱就是客场了。港股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尤其是欧美系的机构投资者。以高盛等为代表的外资大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看多，明天可以翻脸看空，一个股票目标价的调整可以向下高达80%，往上高达几倍。为了它自营盘的利益或大客户的利益，散户和其他投资者？不过是它的盘中餐而已。 研究报告的忽悠还只是冰山一角，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港股作为离岸市场，波动非常剧烈。98年金融风暴和此次金融海啸，港股都是牺牲品。海外大型投资基金，在配置上变动几个点，就将导致港股资金大进大出，因此，要想做港股，必须对全球资金流动有足够的认识，对日元套利交易、今后的美元套利交易等有所了解，否则很可能成为炮灰。
就投资文化而言，港股投资者的思路也很是不同。比方在茂业国际（848.hk）这间公司的态度上，大陆投资者和香港投资者差别迥异。茂业国际在2008年下半年惨遭洗仓，如果说之前是跟随大盘下跌，跌幅也和指数相当，这也就罢了。关键是它三季度报告说，在太原等地拿到好便宜的地产项目，之后又公告在A股抄底买到一些商业企业的股票，导致香港投资者对它大倒胃口，理由是，原本上市的时候说的是募集资金去搞商业运营，利用它之前的经验去开拓网络。而太原项目的开展令它变成了一间商业地产开发商，抄底A股公司又成为一间投资公司，不伦不类，因此股价大跌，估值大大折让。在成熟的投资者的眼里，地产项目，尤其是商业地产项目，二级市场投资，都是高风险的，他们愿意拿合理甚至偏低的收益率，不愿意上市公司去冒险获得高利润。这个思路下，洗仓结果是最低时候0.5倍的PB，2.4倍PE（以2008年业绩算），比最高价跌9成。但A股投资者可不这么想，赚钱是硬道理，太原项目的楼面地价才1600元/平米，周边的小区住宅都是1万/平米，这个项目要不是金融海啸，根本拿不到，运作完成了会赚大钱的。至于抄底A股的那些资金，现在肯定是赚钱的，并且这部分浮盈还没算到2008年损益表中呢。要算进2008年利润，市盈率更低。所以，A股投资者对它信心满满，认为它严重低估。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慢慢看，细细体会。但这其中的奥秘，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想2007年,国内的基金,民间投资过境香港,说要水淹港岛,赶走殖民帝国主义,而今看来,那只是一时草莽,不懂市场真谛啊!
三、价值投资――无上法宝 说了港股这么多的凶险，难道就是地狱么？非也！很多人在港股上的利润远远超过A股，其暴利机会、暴利程度远超想像。传说我之前的一个同事，2007年在港股上硬是把100万变成了一个亿，立马辞工不干！2006—2007年，在A股上赚100倍的人还真没见过。 为何？港股在遭到外资抛弃，杠杆平仓之后，往往出现极不合理的低点，就拿中铝为例，尽管是周期性行业，1倍PB总算有点谱吧，到0.5倍PB应该算很有安全边际了，在这之下的价格去买，或者敢动用杠杆或买轮子的，其收益远远大于正股的涨幅。所以，这轮港股的反弹中，内房股、强周期性资源股等，从底部的反弹幅度都十分惊人。―――当然了，跟它们在2007年的高位相比，还是差太多太多。 个人浅见，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可用的地方不多。90%的时候是高估的，因为制度的原因――股票审批不放开，供应始终有限，即便全流通了，大国企的大部分股票还是冻结的；父爱情结――跌多了，终归要出利好，为了融资也好，为了和谐社会也好。所以养成了A股投资者普遍的高估习惯。几乎找不到价值投资的经典案例：较净资产打折的公司。A股市场，更多的是新兴市场，更多的讲究成长性。安全边际？？很少，基本上没有。
100万变成1个亿确实在06-07年可以变成现实.但100倍的财富增值不是由于股票而来.是因为衍生工具的放大杠杆作用.那时候香港最火热的衍生产品-权证.06年买入,07年卖出.中国人寿的权证就提供过类似机会.所以.国内的人认为捂住窝轮就能够挣到钱,结果,在07年末到08年,大亏特亏.所以,高收益对应的是高风险.一部分人可以仰天大笑,而一部分人却此恨无绝期.切记切记!香港本地投资散户一般不做衍生品,何况欧美机构~~~
但在港股市场上，各种价值投资的方法都能用上。我们可以发现大把的烟蒂股票――较净资产打折5成是最普遍的，2—3PE，0.2—0.4PB的股票遍地都是；回购、私有化时常在进行，这些都是A股市场很少见或根本没有的。我们可以耐心细致去算一间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去看它的净现金和市值的比较，去算它的营运成本、利润前景，并也有很多机会去低位买，等着被私有化或回购。 港股市场上有一些A股没有的公司，尤其是消费类和互联网类型的公司，比方李宁、百丽、阿里巴巴、腾讯、雨润，很多很多啦。而且现在的估值也比A股同类公司便宜。当然，在投资港股的时候，最好还是H股，基本不用担心会恶性供股、批股等事件；业务在国内的公司可以，但注册地不在大陆，中国证监会就往往监管不到了。 由于是弱势群体，在港股市场上我们发现跟庄、跟大机构的思路完全行不通，必须回到企业的基本面，必须以企业的所有者角度考虑问题；因为是大股东博弈的格局，所以必须把公司治理结构放在第一位，黄光裕的国美（493.hk）以及之前很多公司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钟；因为是离岸市场，波动剧烈，因此必须有安全边际，必须有良好的资金管理系统；由于交易费用昂贵，而且波动剧烈，必须是长期投资的打算；由于分分钟可以做空，因此必须考虑到这间公司和全球同类公司的市值比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和方法。
当没有了外部的依靠（没有券商的研究报告、不听大行的忽悠、不跟大机构的步伐），我们变得更加内省，更加去关注企业的基本因素，行业动态、商业模式，管理能力，真正把自己当成企业的所有者。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价值投资理念深入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自己的分析系统、交易系统、风险控制系统。 总的说来，ABH股因为没有真实的套利机制，只有视觉上的差价，而两个市场，其制度、文化、投资者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因差价而看好H股或看淡A股，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当然，从长期长期长期的角度看，买便宜的东西相对不吃亏吧。但是，想想为什么北美的房子，性价比比咱大陆好很多，这个差价为什么会长期存在？也许更能明白一点ABH的事情。 至于港股，我们认为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毕竟便宜嘛，而且也有很多A股市场没有的品种。但要真正赚到港股的钱，博弈的对手可是厉害很多的角色，所以，必须使用价值投资的各种方法和工具――安全边际、企业价值评估、博弈论等等
广交会，世界经济的缩影
如果说东莞是中国城市的镜像；那么广交会则是世界经济的缩影。 四顾寰宇，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正在向经济危机转变，世界经济前景晦暗不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正在越来越深地卷入这深不可测的“黑洞风暴”，作为世界最“不可思议”的国家——中国也难以摆脱周边气候而独享繁荣之旅。虽然1997年我们幸运的躲过亚洲金融危机，但这次还可能逃过“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一劫难吗？不可想像也不敢想像，只愿“天佑中华”。105届“广交会”是珠三角代工厂商苦等的“最后一丝希望”，但形势同想像中的一样“不尽如人意”，第一期4月19日结束，国外客商少了30%，欧美的客商减少了几乎一半，一现场朋友切身感受广交会今年是出奇的“冷冰冰”。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届——104届广交会，“华尔街金融风暴”波及到中国时，广交会上美国展商就难觅踪影；欧美企业更是订单零落，最典型的是玩具商愁断白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湛江“糖王”跳楼，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下属企业倒闭……104届广交会落幕后，各大企业接获的出口订单大幅缩水，整体情况是大致缩水三成，同时揭幕的第七届东莞大朗“织交会”上，各企业09年的出口订单亦普遍减少30%以上，不少甚至达到70%。 所以这次105届广交会上，私营企业12960家，比上届增加了3%尽管“可喜可贺”。但外贸企业则减少了83家，品牌展区企业减少两成四则再次证明了外向型企业“忧上加忧”。 由于此次主办方知道大环境不好，在招商上并不像103届那样“牛逼烘烘”，而珠三角很多代工厂商（多数是私营企业）又是病急乱投医，试图做最后一搏，所以私营企业增多是可以想像到的， 但品牌展区企业锐减四分之一，这是许多大厂商对“广交会”不抱太大希望的判断。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的问题自2003年始开始——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年均20%以上，远远高于GDP增长，更远远高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钱从何而来，可想而知，当然是“与民争利”，由于财富过于向国家集中，“计划经济”重新打乱了以“市场为主”的民营经济，2003年底开始出现的固定投资的持续过快增长，产能过剩并不断累积，民营企业的萧条自那时起，而并不了解民情国有企业开始“反噬市场”。2005至2007年的股市和楼市过热，资产市场出现“异乎寻常”的泡沫。 所以2003-2007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业产品“出口导向”和国内房地产“疯狂炒作”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最不正常的、最畸形的经济增长时期，大部分民众的实际收益在下降（工资再怎么增长也比不过“房价”），偏偏如此“畸形的经济”还被最高层无比怀念。于是2009年一切救市方案和计划，还是想回到那种“基建投资”“环境污染”“炒作房价”的畸形时代。 自2003年起，税费的调整，人民币的升值，政府的强势，地方的蛮横，让大部分企业利润直线下降，而国内收入严重分化，国家机关人员工资直线上升，绝大部分人缺乏消费扩大能力。这样的情况，注定我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在出口和消费不振的条件下，试图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在是倒因为果、后果难料，如果大环境难以逆转，那可以想像大部分工程会沦为“烂尾楼”。 此次经济的下滑，是对2003年前以来增长过度、民众疲弱的一种自我调整和校正。中国经济下滑在前，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在后，但由于时间上的惯性，让两者看起来时间大致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甚至可以说是给中国ZF部门找到了一个借口，其实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不发生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如果还是以“GDP”为导向，以“房地产业”为核心，以增长财政收入为目标不，不出2年，中国经济也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当然也不能否认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顶多也是对外向型企业的一种冲击，也就是104届，105届广交会上的体现。但如果中国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众享有财富的经济体，是一个拥有社会保障的经济体，那这种影响顶多不过是雪上加霜。因为：第一，中国介入美国金融市场的程度还不算很深；第二，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松管制；第三，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问题全部是自己的问题。
二：拾起广交会上几片凋零的叶子 一叶落知天下秋，尽管105届“广交会”尚未结束，但也可以从一些侧面来“窥视”出此届会议难以“胜利闭幕”。 A：经济型酒店异军突起，五星级酒店寒意逼人。 与往年酒店报价直达上限相比，由于预见经济“倒春寒”的出现，今年不少酒店的报价还低于行业指导价。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表示，该酒店的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低了４００至５００元；同样位于市中心的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说，该酒店的报价也要“低于往年”。一些经济型酒店的标准房报价则普遍在３５０元到３８０元之间，较行业指导价的上限要低。 尽管如此，位于广州市中心的一家商务型连锁酒店的分店表示，该酒店在交易会期间的预订率目前还只有７０％；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则说，报价相对低廉的标准房已经预定完毕，但报价较高的行政房目前“还有很多剩余。” 到目前为止，广州酒店的预订情况总体上仍未出现显著上升，仅展馆一带以及经济型酒店较为火爆，不少宾馆还派专人到展馆附近揽客。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今年较为低迷的预订状况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期待展会期间入住率上升。 往年，在广交会开幕前一周，广州天河城、广州百货等购物名店就开始涌动着胸前挂着广交会参展证的、天南地北的客商。而今年，这样的风景线却没有出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春交会期间广州地区的星级酒店入住率未满六成。 B：“华尔街危机”贻害天下，翻译价格“一再跳水” 广交会展馆外，举牌做翻译的学生们将自己“降价推销”，翻译人员期望的报酬并没有降低。英语翻译的报酬为２００元／天，小语种的报酬则高很多，例如西班牙语普遍在５００元—６００元，但结果远不如预期。 广东某大学的女学子参加了３届广交会，第１０３届的时候还是５００元一天的价格，加上小费，三天下来就赚上2000，现在200元一天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还有１００元一天的，与到超市推销“枝江大曲”差不多。”在场馆外的３个小时内，只有两个人询问了翻译的价格，而且并没有合作的意向，此次外商多自带翻译，问价的相比前几届少了很多。看来日子都不太好过。 此次参展的外商以拉美和非洲的为主，但小语种翻译还是遭遇和英语一样的尴尬。有学生举着“葡萄牙语６００元一天”的纸牌，一上午无人问津，旁边的俄语是１０００元／天的，按照往常惯例，这个价格会持续走高，可现在价格往下也“贫在闹市无人问”。 C：精打细算，旅费骤减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大部分企业对业务员还是比较慷概的，特别是“广交会”这样世界企业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大多数公司外贸部门受到严重冲击，也就不得不在每个细节上“精打细算”了，原来是住宿不是五星级酒店代表不了企业的“跨国性”，而现在大多数业务员则选择经济型旅馆。 一位经营天花板装饰维修材料的非洲客商说，自己已经参加了两届广交会，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确给国际贸易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拓展新的外贸区域、发展新的合作伙伴都是困难的，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而中国拥有相当丰富的市场资源，因此我们依然选择来中国，巩固中国市场。虽然最终的成交量暂时无法预计，但希望广交会能带来好运。” 事实上，“出口转内销”战略是外贸界的共识。本届广交会也将推出措施为参展企业搭建拓展内销市场的平台。广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据其调查统计，在参加上届广交会的企业中，约有７０％的企业准备选择“出口转内销”。 看来，冬天虽然过去了，但春天并没有来临。 三：拓展内需市场，一个遥远的神话 4月7日，商务部网站发布的一则紧急通知引起了105届广交会参展企业和广大外贸企业的注目——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商务部定于第105届广交会第二、三期期间(4月25日、5月4日)，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组织国内采购商与出口商进行洽谈，促进出口商品内销，稳定出口企业生产和就业，刺激国内消费需求。 距开幕仅有９天时间，商务部发出这样的信息，可见商务部是多么的“远见卓识”，这里暂不给予批评。广交会自1957年4月开办至今，历时50余年100多届，始终定位于中国产品的外贸出口交流平台，而此次商务部在广交会展馆同期举办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无疑昭示着百届广交会要在这“多事之秋”之中进行一次并不“华丽”的转身，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转型内贸市场。 这也并不是商务部多么的“心系企业”，而是形势大坏的“迫不得已”，回顾上两届广交会，103届与102届成交量基本持平，到了104届已下降了两成，外贸出口越来越严峻的市场形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是有评论员文章“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虽然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体的市场仍然十分诱人，与欧美出口市场相较，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尚未被完全激发，这对经营惨淡的外贸企业可以算的上是一个利好消息。” 谁都知道这是利好消息——商务部牵头举办的此次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正是出口商品内销转型的官方契机，从政府的高度引导和规范国内采购商与外贸企业的洽谈对接，帮助外贸企业改善单一经营模式带来的弊端，引导他们积极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刺激国内需求，多么的空洞与美妙。 如果说刺激国内需求靠商务部一句话的话，那中国４万亿就根本不用出台了，中国老百姓每个人花4000元钱，就是4万亿。不错，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的最终动力，但谁敢消费呢。 自2003年以来，社会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财产损失、失去未来生活希望的基础上的，部分官员开口闭口“拓展内需市场”，就可见这是“远离人民群众”的标志，如果真的内需市场，企业难道还要你教导他们去拓展。 任志强说老百姓“不差钱”，当然是昧着良心说黑话， 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手中没有钱，商务部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无源之本”，即使有几个小钱，但未来生活没有任何保障，那所谓的拓展内需市场，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四：散落的希望，零星的努力 大环境虽然令人悲观，但个体不能舍却希望。 就像宿命早已注定，但我们仍需努力。 而且事实上，确实有许多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如鱼得水，百战百胜。 还有一点也不能彻底否定，走进中国的都市底层和偏僻乡村，我们仍可以看到广泛的匮乏现状，而且从中看到增长的巨大空间，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里面，并不缺乏持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逻辑和理由。 如何在夹缝里寻求发展，或者在这经济史上罕见的艰难期觅得一丝活路，须要澄清一些过往的观念。 1， 要有品牌的意识，大部分的外向型代工企业，一直甘于做世界产业链的最底端，以剥削农民工的血汗为终极目标。面向欧美的贴牌OEM不是出路，长此以往企业不能自立，走自己的路，必须尽可能的建立自己的品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中国的采购商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自己做国际品牌是极具潜力的市场。佛山与东莞，就是这次危机体现得最好的两面镜子，佛山走品牌之路，在经济危机中逆市上行，而东莞走外销之路已近崩溃。 2，具有原创力，能在外观设计，内在技术，产业标准化上拥有自己的创造能力。生产大路货永远只能赚得可怜巴巴的几元零钱，高附加值的产品才可能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依敕，珠三角企业就因为同质化严重，大部分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造成现在“倒闭潮”的出现，深圳虽然是外向型经济，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尚可，因为相对其它城市而言，深圳有着自己的创新与设计能力，能依靠产品的差异化争夺市场，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 3，质量保证是企业颠扑不破的永远的真理和永远的竞争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让企业稳健发展，才能让企业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做到质量保证必须让企业的每个员工树立自觉的质量意识，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教育。 4，利用好最新的商贸平台。此次“广交会”只是一个实体平台，要参加这样的盛会花费不菲，而现在的电子商业网站发展迅速，网络交易也日趋活跃，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利用好网络平台，既能节省开支，又能为未来市场打开一扇门，许多传统企业如何个性保守，不太愿意接受这些新鲜事物，这需要值得反思。 5，将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结合起来，对所有税费体制要认真学习，现在不能仅仅盯着欧美的蛋糕了，内战也是需要的。
五：“博鳌论坛”与“广交会”，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很的说“广交会”是“中国制造”的缩影，有的说“广交会”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有的说“广交会”是中国进出口“晴雨表”。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更准确的说法是：“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标尺”。如果将目光参考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看，广交会，其实是“世界经济”的缩影——“广交会”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同时也反映出国际贸易的现实境况——加入WTO后的中国已经是整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要成员，而“中国制造”则是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一环， 曾经的“广交会”，书写过“中国制造”的神话，至今仍然带着光荣与梦想，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高端，105届广交会，甚至104届广交会，有其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甚至会在历史上留下它自己的痕迹，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的实际交易，甚至还有破除各种壁垒，帮助出口企业实现掉头向内转型的功能……但我们也要面对一个基本现实，2009年的“广交会”，它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希望。 在中国的另一端，与广州并不太远的旅游圣地——博鳌，正在召开一年一例的国际经济会议。与“广交会”的务实不一样，“博鳌论坛”是一次口头的盛会，是在春寒料峭里相互慰藉，是在寻找那虚无飘缈的所谓“信心”，而且的确有与会者信誓旦旦：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低骨。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理想主义者”加以嘲弄，但如果说“博鳌论坛”是理想主义者在提出“华丽”论点的话，那“广交会”所提供的，只是反面的、“冷冰冰”的现实证据。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届——104届广交会，“华尔街金融风暴”波及到中国时，广交会上美国展商就难觅踪影；欧美企业更是订单零落，最典型的是玩具商愁断白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湛江“糖王”跳楼，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下属企业倒闭……104届广交会落幕后，各大企业接获的出口订单大幅缩水，整体情况是大致缩水三成，同时揭幕的第七届东莞大朗“织交会”上，各企业09年的出口订单亦普遍减少30%以上，不少甚至达到70%。 所以这次105届广交会上，私营企业12960家，比上届增加了3%尽管“可喜可贺”。但外贸企业则减少了83家，品牌展区企业减少两成四则再次证明了外向型企业“忧上加忧”。 由于此次主办方知道大环境不好，在招商上并不像103届那样“牛逼烘烘”，而珠三角很多代工厂商（多数是私营企业）又是病急乱投医，试图做最后一搏，所以私营企业增多是可以想像到的， 但品牌展区企业锐减四分之一，这是许多大厂商对“广交会”不抱太大希望的判断。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的问题自2003年始开始——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年均20%以上，远远高于GDP增长，更远远高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钱从何而来，可想而知，当然是“与民争利”，由于财富过于向国家集中，“计划经济”重新打乱了以“市场为主”的民营经济，2003年底开始出现的固定投资的持续过快增长，产能过剩并不断累积，民营企业的萧条自那时起，而并不了解民情国有企业开始“反噬市场”。2005至2007年的股市和楼市过热，资产市场出现“异乎寻常”的泡沫。 所以2003-2007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业产品“出口导向”和国内房地产“疯狂炒作”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最不正常的、最畸形的经济增长时期，大部分民众的实际收益在下降（工资再怎么增长也比不过“房价”），偏偏如此“畸形的经济”还被最高层无比怀念。于是2009年一切救市方案和计划，还是想回到那种“基建投资”“环境污染”“炒作房价”的畸形时代。 自2003年起，税费的调整，人民币的升值，政府的强势，地方的蛮横，让大部分企业利润直线下降，而国内收入严重分化，国家机关人员工资直线上升，绝大部分人缺乏消费扩大能力。这样的情况，注定我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在出口和消费不振的条件下，试图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在是倒因为果、后果难料，如果大环境难以逆转，那可以想像大部分工程会沦为“烂尾楼”。 此次经济的下滑，是对2003年前以来增长过度、民众疲弱的一种自我调整和校正。中国经济下滑在前，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在后，但由于时间上的惯性，让两者看起来时间大致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甚至可以说是给中国ZF部门找到了一个借口，其实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不发生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下滑，如果还是以“GDP”为导向，以“房地产业”为核心，以增长财政收入为目标不，不出2年，中国经济也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当然也不能否认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顶多也是对外向型企业的一种冲击，也就是104届，105届广交会上的体现。但如果中国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众享有财富的经济体，是一个拥有社会保障的经济体，那这种影响顶多不过是雪上加霜。因为：第一，中国介入美国金融市场的程度还不算很深；第二，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松管制；第三，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问题全部是自己的问题。
二：拾起广交会上几片凋零的叶子 一叶落知天下秋，尽管105届“广交会”尚未结束，但也可以从一些侧面来“窥视”出此届会议难以“胜利闭幕”。 A：经济型酒店异军突起，五星级酒店寒意逼人。 与往年酒店报价直达上限相比，由于预见经济“倒春寒”的出现，今年不少酒店的报价还低于行业指导价。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表示，该酒店的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低了４００至５００元；同样位于市中心的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说，该酒店的报价也要“低于往年”。一些经济型酒店的标准房报价则普遍在３５０元到３８０元之间，较行业指导价的上限要低。 尽管如此，位于广州市中心的一家商务型连锁酒店的分店表示，该酒店在交易会期间的预订率目前还只有７０％；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则说，报价相对低廉的标准房已经预定完毕，但报价较高的行政房目前“还有很多剩余。” 到目前为止，广州酒店的预订情况总体上仍未出现显著上升，仅展馆一带以及经济型酒店较为火爆，不少宾馆还派专人到展馆附近揽客。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今年较为低迷的预订状况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期待展会期间入住率上升。 往年，在广交会开幕前一周，广州天河城、广州百货等购物名店就开始涌动着胸前挂着广交会参展证的、天南地北的客商。而今年，这样的风景线却没有出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春交会期间广州地区的星级酒店入住率未满六成。 B：“华尔街危机”贻害天下，翻译价格“一再跳水” 广交会展馆外，举牌做翻译的学生们将自己“降价推销”，翻译人员期望的报酬并没有降低。英语翻译的报酬为２００元／天，小语种的报酬则高很多，例如西班牙语普遍在５００元—６００元，但结果远不如预期。 广东某大学的女学子参加了３届广交会，第１０３届的时候还是５００元一天的价格，加上小费，三天下来就赚上2000，现在200元一天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还有１００元一天的，与到超市推销“枝江大曲”差不多。”在场馆外的３个小时内，只有两个人询问了翻译的价格，而且并没有合作的意向，此次外商多自带翻译，问价的相比前几届少了很多。看来日子都不太好过。 此次参展的外商以拉美和非洲的为主，但小语种翻译还是遭遇和英语一样的尴尬。有学生举着“葡萄牙语６００元一天”的纸牌，一上午无人问津，旁边的俄语是１０００元／天的，按照往常惯例，这个价格会持续走高，可现在价格往下也“贫在闹市无人问”。 C：精打细算，旅费骤减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大部分企业对业务员还是比较慷概的，特别是“广交会”这样世界企业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大多数公司外贸部门受到严重冲击，也就不得不在每个细节上“精打细算”了，原来是住宿不是五星级酒店代表不了企业的“跨国性”，而现在大多数业务员则选择经济型旅馆。 一位经营天花板装饰维修材料的非洲客商说，自己已经参加了两届广交会，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确给国际贸易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拓展新的外贸区域、发展新的合作伙伴都是困难的，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而中国拥有相当丰富的市场资源，因此我们依然选择来中国，巩固中国市场。虽然最终的成交量暂时无法预计，但希望广交会能带来好运。” 事实上，“出口转内销”战略是外贸界的共识。本届广交会也将推出措施为参展企业搭建拓展内销市场的平台。广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据其调查统计，在参加上届广交会的企业中，约有７０％的企业准备选择“出口转内销”。 看来，冬天虽然过去了，但春天并没有来临。 三：拓展内需市场，一个遥远的神话 4月7日，商务部网站发布的一则紧急通知引起了105届广交会参展企业和广大外贸企业的注目——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商务部定于第105届广交会第二、三期期间(4月25日、5月4日)，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组织国内采购商与出口商进行洽谈，促进出口商品内销，稳定出口企业生产和就业，刺激国内消费需求。 距开幕仅有９天时间，商务部发出这样的信息，可见商务部是多么的“远见卓识”，这里暂不给予批评。广交会自1957年4月开办至今，历时50余年100多届，始终定位于中国产品的外贸出口交流平台，而此次商务部在广交会展馆同期举办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无疑昭示着百届广交会要在这“多事之秋”之中进行一次并不“华丽”的转身，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转型内贸市场。 这也并不是商务部多么的“心系企业”，而是形势大坏的“迫不得已”，回顾上两届广交会，103届与102届成交量基本持平，到了104届已下降了两成，外贸出口越来越严峻的市场形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是有评论员文章“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虽然也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体的市场仍然十分诱人，与欧美出口市场相较，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尚未被完全激发，这对经营惨淡的外贸企业可以算的上是一个利好消息。” 谁都知道这是利好消息——商务部牵头举办的此次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正是出口商品内销转型的官方契机，从政府的高度引导和规范国内采购商与外贸企业的洽谈对接，帮助外贸企业改善单一经营模式带来的弊端，引导他们积极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刺激国内需求，多么的空洞与美妙。 如果说刺激国内需求靠商务部一句话的话，那中国４万亿就根本不用出台了，中国老百姓每个人花4000元钱，就是4万亿。不错，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的最终动力，但谁敢消费呢。 自2003年以来，社会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财产损失、失去未来生活希望的基础上的，部分官员开口闭口“拓展内需市场”，就可见这是“远离人民群众”的标志，如果真的内需市场，企业难道还要你教导他们去拓展。 任志强说老百姓“不差钱”，当然是昧着良心说黑话， 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手中没有钱，商务部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无源之本”，即使有几个小钱，但未来生活没有任何保障，那所谓的拓展内需市场，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四：散落的希望，零星的努力 大环境虽然令人悲观，但个体不能舍却希望。 就像宿命早已注定，但我们仍需努力。 而且事实上，确实有许多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如鱼得水，百战百胜。 还有一点也不能彻底否定，走进中国的都市底层和偏僻乡村，我们仍可以看到广泛的匮乏现状，而且从中看到增长的巨大空间，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里面，并不缺乏持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逻辑和理由。 如何在夹缝里寻求发展，或者在这经济史上罕见的艰难期觅得一丝活路，须要澄清一些过往的观念。 1， 要有品牌的意识，大部分的外向型代工企业，一直甘于做世界产业链的最底端，以剥削农民工的血汗为终极目标。面向欧美的贴牌OEM不是出路，长此以往企业不能自立，走自己的路，必须尽可能的建立自己的品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中国的采购商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自己做国际品牌是极具潜力的市场。佛山与东莞，就是这次危机体现得最好的两面镜子，佛山走品牌之路，在经济危机中逆市上行，而东莞走外销之路已近崩溃。 2，具有原创力，能在外观设计，内在技术，产业标准化上拥有自己的创造能力。生产大路货永远只能赚得可怜巴巴的几元零钱，高附加值的产品才可能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依敕，珠三角企业就因为同质化严重，大部分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造成现在“倒闭潮”的出现，深圳虽然是外向型经济，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尚可，因为相对其它城市而言，深圳有着自己的创新与设计能力，能依靠产品的差异化争夺市场，建立稳定的供求关系。 3，质量保证是企业颠扑不破的永远的真理和永远的竞争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让企业稳健发展，才能让企业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做到质量保证必须让企业的每个员工树立自觉的质量意识，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教育。 4，利用好最新的商贸平台。此次“广交会”只是一个实体平台，要参加这样的盛会花费不菲，而现在的电子商业网站发展迅速，网络交易也日趋活跃，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利用好网络平台，既能节省开支，又能为未来市场打开一扇门，许多传统企业如何个性保守，不太愿意接受这些新鲜事物，这需要值得反思。 5，将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结合起来，对所有税费体制要认真学习，现在不能仅仅盯着欧美的蛋糕了，内战也是需要的。
五：“博鳌论坛”与“广交会”，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很的说“广交会”是“中国制造”的缩影，有的说“广交会”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有的说“广交会”是中国进出口“晴雨表”。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更准确的说法是：“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标尺”。如果将目光参考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看，广交会，其实是“世界经济”的缩影——“广交会”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同时也反映出国际贸易的现实境况——加入WTO后的中国已经是整个世界经济体中的主要成员，而“中国制造”则是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一环， 曾经的“广交会”，书写过“中国制造”的神话，至今仍然带着光荣与梦想，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高端，105届广交会，甚至104届广交会，有其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甚至会在历史上留下它自己的痕迹，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的实际交易，甚至还有破除各种壁垒，帮助出口企业实现掉头向内转型的功能……但我们也要面对一个基本现实，2009年的“广交会”，它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希望。 在中国的另一端，与广州并不太远的旅游圣地——博鳌，正在召开一年一例的国际经济会议。与“广交会”的务实不一样，“博鳌论坛”是一次口头的盛会，是在春寒料峭里相互慰藉，是在寻找那虚无飘缈的所谓“信心”，而且的确有与会者信誓旦旦：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低骨。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理想主义者”加以嘲弄，但如果说“博鳌论坛”是理想主义者在提出“华丽”论点的话，那“广交会”所提供的，只是反面的、“冷冰冰”的现实证据。
中国股市的17年——历数中国股市历史的重大事项
(一)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创立(1990-1991年) 2000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包括中国证监会主席、香港证监会主席等证券市场高层人士兴高采烈，侃侃而谈。在会场上东走走西看看的我却忧心忡忡，仿佛置身于美国影片《教父》的开头，贵客盈门，欢天喜地，却暗藏着杀机。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一定会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许多市场中人和机构将像羔羊或狼群一样被莫名的力量宰杀，场面会十分血腥，只是不知道程度有多大。 9年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1991年6月的一天，我走进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到，成为它的第41名员工。饭店底层临时搭建的房间低矮局促、阴暗潮湿，但里里外外异常忙碌。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到第二年的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为114天。我在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简报，这100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为280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1,600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开市以来，股价持续上升的是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豫园是上海有名的风景点，俗称“城隍庙”，豫园商场经营的是小商品、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和黄金饰品等，上海老百姓自然都很熟悉它，成为当时股市的最爱，不过其市值也只有5,800万元（1991年6月7日）。由于当时8只股票的面额没有统一，有10元、50元和100元，面额100元的豫园股份的最高价是858元，与其他股票动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市盈率相比，9.25倍市盈率的豫园最具投资价值。 凤凰化工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地处浙江省兰溪市，是重点日用化工企业，也算是国企，市值1.275亿元，位列股市第二，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则是一家所谓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1989年的销售收入仅405万元。事实上，爱使原先的总股本只有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但1990年12月上交所开业时，加上爱使电子，8家上市公司的资金规模也仅为2.6亿元，再少的话，上交所就没法开业了。爱使公司通过1配1、1送2的办法，股本一下子增加到270万元，终于上市了。即便如此，它也是市值最小的公司，仅为266.9万元。 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邓小平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邓小平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事实上，早年的上交所并没有按照“规范”来做，当时只要总经理尉文渊一句话，某某股票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具体由上市部总监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 同样，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说某某股票可以流通，马上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10%大约3,000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只是后来中国证监会监管严格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了，至于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就无法追索了。不过，到了2006年，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又成了中国证监会面对的头等大事。 第二个由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股市至今的问题，是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给各个省、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在一个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圈钱”。企业的质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而每个省份的额度一般都是由省委决定的，甚至是由领导跑来的。 在他们眼里，这和过去为了一个大型项目到计委报批是一样的概念。除了总体额度之外，还要限制家数，因为如果只定额度，每个部门和省市可以把它们分成很多家企业，等到上市后，通过再融资把股本扩大。现在仍有一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A股份额很小，B股却很大，这就是当时把A股额度分到许多家公司，然后用B股额度补足的例子。B股当时是专门为境外人士投资设立的股票，但最终也是事与愿违。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几波上市公司狂潮与20世纪初的科技股IPO狂潮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成立大会和上市酒会，它们的目的就是拿到钱，然后与突然有钱的中奖者一样乱花钱。等到钱花完后，自己的本业也荒废了。 任何正常的股市都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不顾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宣布一年将从市场募集多少资金，然后配给它所属意的公司，却全然不顾这些公司的质量。1992年，深沪两地市场的A、B股上市公司有54家，1993年有177家，1994年有287家。A股筹资额1992年为50亿元，1993年为276亿元（其中81.5亿是配股），1994年为99.78亿元（其中50亿元是配股），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1994年2月14日，政府宣布1994年新股发行额度55亿元，明显要比1993年的195亿元低得多，而市场并不买账，上证指数在3月10日就击破700点，4个月后的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股市崩盘要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中国证监会慌忙在8月1日宣布救市，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但这不过是一场利用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进行的投机罢了，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由于中国证监会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可想当时是多么虚无。官方权威的监管机构都随意承诺或用含混的建议来应付一时之需，就很难指望市场其他方面不投机不钻空子不欺瞒了。
(五)中国证券市场二度受挫,“327”国债期货事件和万国证券公司的垮台(1995年)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327”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的代号，240亿元的327国债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是，“327”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12.24%相比，“327”的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327”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证券王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16亿元补贴“327”，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辽国发”等公司做空“327”。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辽国发”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1996年7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13.2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明。 “327”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2006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8•10”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系统性的腐败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六)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1996年-1997年7月)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很明显，这一年深圳市场的最高最低市盈率差距偏小。而且不管是13倍还是5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市盈率都是偏低的。到了1996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GDP增长10.2%，比上年回落1.67个百分点，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尽管高达14.8%，却比上年回落了6.99个百分点。 1996年，深市又要比沪市更具投资价值，因为在1月22日，深市的市盈率又到了最低的8倍，而沪市的全年最低市盈率要到9月12日才出现，但也达到了26倍。于是，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高点4,522点。沪市则一直比较被动，尽管上证指数全年也从550点升到1,258点。 两市同时大涨，对已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到交易所到一些券商到一些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在上海方面，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我和《上海证券报》的几位老同事应该很熟悉以往政府和交易所的干预行为，但这次也是目瞪口呆。原先要鼓动市场起来，也只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转述”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个股的涨跌。而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方面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不起。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排上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市场大涨，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确认的“龙头股”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长虹。 面对如此场面，北京当然要发作。随着1996年10月深沪行情的再度大爆发，从10月22日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连续发布多道通知和评论，警告市场方方面面不要从事融资交易，严禁操纵市场，查处机构违规事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并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破例宣读。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利令智昏，竟然忽视了这篇重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不过，深沪两地的市场早已处于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在12月15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而且，12月14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文章口气之严厉、用词之尖锐（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都使人联想到过去的政治风暴。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10%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139%外，当天所有610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此时，管理层又感到害怕了，忙放低身段，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爱护股市的，中国股市还是光明的，等等。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半年后的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指出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于是三家公司的CEO李惠珍、阚治东和马庄泉被免职，公司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从今天看，券商操纵股价是罪有应得。而深发展是自己炒作公司股票，属回购行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券商融资也很正常。但他们确实触犯了当时的法规。 组织撰写上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事隔多年后（2003年）回忆道，文章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的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说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股市有较大的影响，没什么实质根据，因为后者至今都没好好开放，更何况十年前。至于进行风险教育，也谈不上什么效果，大家觉得这是硬用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如果说风险的话，政策风险是第一位的。 也就在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两个地方政府不仅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拿得越来越少。1993年之前是全部归沪深两市政府，之后是地方与中央七三开，1998年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2年起，中央是97%，地方3%。 中央看中的不仅是交易税，还有股市这个融资平台。至少从1995年起，一句顺口溜已在股市上上下下流传开来，“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这话缺乏主语，谁在吃呢？姑且说是国企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不行了，坏账太多了，现在恰恰相反，需要往银行注资了。从哪儿搞钱呢？当时海外的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兴趣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也难以利用，只有大力发展内地股市了。内地股市的钱又从哪儿来？除了极短时间的例外，银行和国企是不能投资股票的，只有个人或者民间资金有资格进入股市。 1997年和1998年，中央政府更加强调股市的规范，但盯住的主要是投资行为，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却网开一面。上市公司是什么?它是股市中的商品。一味强调商店里不能有小偷、骗子，却把假货、次货、冒牌货卖给顾客，这算什么？ 1998年左右，在市场中转轨的国企十分衰落，中小企业可以MBO或拍卖给个人，可还有一些大型企业不能卖，有些企业又卖不出去，只有去股市融资了。但股市的钱也不容易拿，好的国企可以上市，但你必须兼并一家坏企业。一个健步如飞的人，却要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是个健康的组合吗？朱基总理曾为国家会计学院写过题词:“不做假账”。但一个不健康的组合，如果必须通过严格的体检，他会做什么。 为了挽救破落的国企，让它们进入最应该奖优罚劣的股市，资源的错配是注定的。那么，为他们包装的中介机构和了解内情的投资者会采取何种博弈策略？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当？不会吧。当一座大厦的基石是劣质的脆弱的，我们还要指望在大厦里的人安居乐业、行事规矩，可能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了一场战役的胜利，人们往往会牺牲一个阵地或一支部队。在和平年代中，为了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它可能是中国俗语“宁可断其一指，不可伤其十指”的引申和发挥吧。可是，我们对牺牲的部队和那一个指头应有所歉意，至少有所交待吧。 1997年6月26、27日两天内，两地股市共上市新股16只，创历史上市数量最多。上市总量达6.88亿股。6月26日在沪市上市的是粗密股份、海南航空B股和禾嘉股份，深圳则是长城电脑、五一文、福建双菱、南方摩托、西南化机、西飞国际和锌业股份。6月27日，深沪股市又上市6家：鼎球股份、明星电力、清华同方、内江峨柴、山西三维和湖北东桥。 在1个月前的1997年5月23日，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红光，以每股6.05元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7,000万股，募集资金4.1亿元。1998年4月30日，红光实业年报披露每股亏损0.863元，成为中国股市上首家当年上市当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引起了公愤。经调查，红光实业从1996年下半年起，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就已出现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等严重问题，如此重大事项却被公司隐瞒不报。1996年度红光实际亏损1.03亿元，却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骗取上市资格。红光上市后，又将1997年上半年亏损6,500万元披露为盈利1,674万元，在公布1997年年度报告时，又将实际亏损2.2952亿元少报了3,125万元。而且红光仅将募集资金的16.5%（6,770万元）投入招股说明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其余一大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填补公司亏损，另外的1.4亿多元投入股市买卖股票不做假账”。获利450万元。 2000年年底，成都中级法院判红光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100万元。这是《刑法》颁布后首个上市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可是，如此轻微的犯罪成本，对上市公司又有何警戒作用呢？
(七)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重视，使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上市高峰期(1997-1998年) 1996年中央政府对股市如此调控，仍未抑制住第二年股市的上涨。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夭折。 1998年市场是熊市，政府却一反常态，给予中国股市从未有过的重视。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和内地洪灾泛滥，8月初，上证指数连续拉出十天阴线，从1,299点跌至1,043点。这时，媒体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主编的《证券知识读本》写的批语，明确肯定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证券工作者”，务必要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证券知识。 另一个更为长远的信号是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早在1992年8月，就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与人大法工委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发生了冲突。按照立法程序，《证券法》得转交给法工委去修改，双方僵持不下，《证券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其实，中央一直对证券市场抱有犹疑态度才是《证券法》迟迟不出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所言：“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时间。”既然人大内部争议很大，中央也乐于其不成。但到了1997年，中央定了加快立法的调子，在李鹏委员长的全力推动下，《证券法》才迅速出台。这部《证券法》从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里面的政策用语模糊，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股票，“炒作”是个俗语，却难以精确定义。又如上市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看似用语很准确，可我们看不出审批制与核准制的根本区别，无非是证监会成立了审核委员会，让官员和专家一起评议公司能否上市。但程序仍不透明，包括审核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保密，结果名单成了财经公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把它卖给投行，后者就会逐一公关。另外，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和经纪类公司，这种资格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颇为反讽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实力的综合类券商在其后的自营业务中，许多因此破产或遭托管，反而那些小经纪类公司却因无法自营，倒生存了下来。这印证了我们对其他行业企业类似的观察，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可惜市场不是婢女，不能轻易使唤。直至1999年5月19日之前，在各种政策利好之下，中国股市仍是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形成了较大的“导弹缺口”。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1,427点。 这场被定义为“5•19”行情的动力来自何方，市场上盛传是中央政府。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谜底终于揭开。对我们这些已对中国股市见怪不怪的人来说，读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仍是瞠目结舌，因为它似乎出自一位股评人士，说出了许多看多理由，还预测了将来的市场一定更为美好。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证券媒体工作的编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稿子在我手中的话，其水平是难以发表的，更不可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 更为奇妙的是，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言犹在耳，2年多后的文章尽管口气要亲切柔和，可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前一个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的有风险，后一个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用了一个创新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搞懂，1996年和1999年中国股市最低点的市盈率都跌到8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为什么1996年的股市是“过度投机”、“暴涨”，而1999年的股市是“恢复性上涨”。1999年的6月29日，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48倍左右，按1996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准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因为它指出，以1996年12月9日为例，沪市市盈率达44倍，深市达55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在20倍左右，“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那么又为什么说1999年6月“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呢？在1996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1999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证据。1996年12月沪深两个证交所的日均成交额达200亿元以上，也是“过度投机明显”的罪证。可尽管1997年以来上市公司流通股增加了1倍，但从1999年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也达到255亿元啊。怎么又突然变成是正常了的呢？《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最后的一部分都列举了许多条措施，只不过1996年是说如何把股价打压下去，1999年又说如何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股指上升，言下之意是如何把股市搞上去。 2003年，已经退下来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承认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如果特约评论不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么，一个认为50倍的市盈率是过高，另一个说是正常，也可理解。可同是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几乎相似的数据和情况，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在这种状态下，要股市正常和理性也是困难的。 事隔两年，彻底大转弯的不仅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还有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而就在1997年5月21日，国家还发通知严禁这么做。当然，前后两条政策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不得“炒作”，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大家都明白，上述规定在实践中是虚应故事。 用不着事后诸葛，只要稍微了解当时中国政经和股市常识，都会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将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洗钱，就是将特权应用于市场。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少数人拥有特权，但由于没有广袤的市场舞台，难以尽情发挥。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当时被同伙举报腐化，这位党的接班人只不过到处打猎多看了几部色情电影请上海小兄弟吃了几顿好菜好饭使用了高级的收音机、打火机和“可以远距离操纵”的彩电，然后让上海市委经常“补助”个几百元钱。但当特权与市场相遇，比如股市，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巨额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用于炒股，获得的利润属于自己。几年后，曝出了不少用公家钱炒股票的案子，只不过是当事者炒亏了本金，无法向企业交待而败露。中国航天功臣、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厉建中2006年3月被判无期徒刑，他在担任“琼南洋”和“火箭”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时，让人用1亿元炒股，结果被套住而进了监狱。 于是，中国股市进入了“无股不庄”的时代。199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1,000家，说无股不庄可能绝对了些，因为谁都没有核实过。但要指出一只没有庄家的股票也不容易（有一家民间咨询机构认为，2001年年初深沪两市1,100多只股票中有860只有庄家驻扎，我看这也是一种看似精确的猜测罢了）。早期中国股市就有庄家，可一般不那么张扬，比较典型的是庄家操纵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的股价。1994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1月初的800点一直下滑到7月29日的333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32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32根阳线。界龙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5个多月内，从每股12元一直炒到33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5,000万元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龙模式成了庄家操纵市场的典范，即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若吸纳不了足够的量，就趁势打压震荡，让恐慌盘出来后再买入。等到外界流通的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K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让观众垂涎欲滴。等到想出货实现利润，庄家便买通股评家到处鼓吹，或串联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利用大势突然向好的机会，引诱投资者疯狂抢购。据有经验的庄家介绍，一个做得好的庄股，应该是在上涨时出货，而且是毫不费力，因为抛出去多少股票都有人接单，股价压都压不住。 接下庄家最后一棒的人当然很痛苦，因为他们可能被长期套牢。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股票有人在操纵，恰恰相反，正因为股票里面有庄家，他们才买，这就是所谓跟庄者。只要比庄家先出货，跟庄者也会成为赢家。顾名思义，庄家就是靠聚赌的人为生，庄家让股价出现45度的走势，一如职业妓女的穿着，就是让嫖客能够识别。跟庄者每天晚上也会做功课，认真研究哪个庄家做的图形漂亮，值得投机一把。为了识别庄家，坊间出了大量的书籍，于是，庄家与跟庄者的共生现象成了中国股市的主流。 终于，到了1999年，市场出现了“善庄”的说法，将中国股市的做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以往，跟庄者对庄家是又爱又恨，让他赚钱的庄家就可爱，把他套住的庄家就可恨。可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长庄”模式，股价是长升长有，跟庄者在什么价位上买都能赚钱，股价翻了十倍，庄家就是不出货。一直能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是善人；一直让别人赚钱的庄家，当然是善庄。 当年中国股市最大的善庄是德隆。1992年唐万新和唐万里几兄弟创办了新疆德隆，从事餐饮、娱乐行业。1996年7月31日，由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在上海上市；1997年6月德隆受让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9.02%；同年11月，德隆又购入上市公司湘火炬国家股，占总股本的25.71%，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几个毫无家世积累的兄弟在股市里大把洒银子做慈善，只不过是德隆雇佣的“市场人士”的鼓吹之词罢了。德隆让股价常升不跌的手法在香港等海外股市早就使用过。首先，德隆利用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场价的代价收购国家股，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其次，做高股票价格并质押贷款，也就是说，通过长年的股价上升，赢得银行信任，获取长期资金，供他们“战略发展”；第三，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互相及向外担保套取资金。最后，我们猜想上升的股价也可以为各色人等输送利益，因为只要明示他们买入“三驾马车”的股票就可从容赚钱，这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当然，德隆也通过直接金钱交易买通了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士。我们之所以点名经济学家和记者等，是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声誉，强行为德隆辩护的白纸黑字透露了此间的消息。 顺便一提，“善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做别的庄时也一样“善良”。事实上，当他们打造了长庄的品牌后，也会假模假样地到别的股票上做庄，但拉升后很快就出货，让合作者及跟庄者大倒其霉。 其实，不能够创造价值的德隆等的长庄模式还是脱不了金融市场的邪道——庞氏骗局，即只能通过不断往外拉钱来维持局面，而钱是有成本的，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最终一定灭亡。 中后期的德隆已不能通过上市公司和股市本身来维持庞大的资金成本，只能进入金新信托、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中富证券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从长沙、南昌等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继续运转庞氏骗局。 庄家德隆在市场上大放光芒，引来一批庄家模仿者，他们手上至少有一到两家上市公司，还要入驻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成为各种“系”，如中科系、明天系、成功系、银泰系等等。
（八）亿安科技的“蹦极”游戏(1999-2006)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股，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刑。
（九）基金黑幕(1999-2006)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金黑幕》原文标题是《“基金行为研究”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 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1998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2000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严正声明”，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泰和嘉实——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坦裎相见”，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10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大而化之”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撒尿论”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2000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10天后的12月26日，中科创业开始连续跌停，2000年12月29日收盘时，跌停到19.84元／股。2001年1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1月10日的11.71元／股。不要说在大牛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轻纺城”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中科创业”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1996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1999年春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讲政治，做大势”，正巧赶上“5•19”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的股票做庄，在1999年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5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4个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90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1997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90%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50%，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5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1999年4月和5月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梁是利令智昏。他在1998年7月左右就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焕良给他的“咨询费”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20元／股左右上升至40元／股以上，全年涨幅111%。2000年2月，股价冲上80元／股，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至62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货，从5,000万股一直出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72.88元／股。到了10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35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11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李老师”出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2003年4月，丁福根等6名被告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54亿元，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1,565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90%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了。
十、赌场论中国股市17年(1999-2006) 2001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00年9月12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推倒重来”的帽子。结果，“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2006年的今天。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厉股份”，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吴市场”交相辉映。董辅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 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厉以宁则表示：“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文革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2／3。精确言之，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 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1994年“陆家嘴”以2.90元／股的价格按1∶2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止了。 直到1999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6月14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6月26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7月26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1,903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8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9月底，上证指数1,800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月13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6月13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5天后的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9∶00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2001年8月所谓“世纪大牛股”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1994年6月，银广夏在深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海南省是一样的（2006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1998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80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2000年上涨了501.4%，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2001年3月1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证据:天津广夏1999年的出口额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1／5，而且出口的货物中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2000年仅出口33,571美元，而2001年1-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诚信”，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15个跌停板纪录，从30.79元／股一直跌到6.35元／股，下跌了80%。9月5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7.45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2003年9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8万元。 2001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2001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触动，直至2006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十一、蓝田神话(1999-2006) 2002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们所举的仅是极少数引起股市大震动的案例，它们的情节由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的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18.85%的股权（1999年4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蓝田”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监会。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新四军”。从1996年开始，蓝田股份的利润连年翻番，从1996年的5,927万元到1999年的5.1亿元，2000年才回落到4.3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20元。 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青壳一号”的鸭子，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300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兆玉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2000年1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 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2001年10月26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180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12月12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刘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50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 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2001年9月21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生态农业”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长、会计师、董秘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5月31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 2003年5月23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0亿，农业银行9亿），而且让25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2006年7月3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83名原告赔偿540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而，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官倒”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1,000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1,100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33元／股跌至最低4元／股。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1.2亿股，成本在24-27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8元／股左右，损失了10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年4月，代表高科技已达4年的大牛股“东方电子”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1997年1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6,830万股、流通A股只有1,720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2000年年底，总股本达到91,795万股，股本扩张了6.72倍。然而，东方电子的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1997年度的7,061万元增长到2000年年底的47,296万元，增长了6.7倍。同时，东方电子的股价在4年中有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 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20%-30%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2000年为35%。我曾在1997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40%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1994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1.6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10天卖出3,450万股，筹资5,520万元，全公司800多名职工中有774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1,000万股。1997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20%的规定，有69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到了2000年5月24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20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嘛。 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一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6,000万元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5,000多万元。1998年，东方电子又把所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1亿元。1999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2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1997年首次赚取5,000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投资收益”。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4-6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10-12月要做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1,242份，合同金额17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 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10.39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17亿元而被判处1年至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款5万元。2003年12月，10.39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A级企业，一度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1/4。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 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最恶劣情况)，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2002年6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1,500点的政策底部。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1,748点后再也无力上行。但从6月24-26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胜利大逃亡”。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2001年10月已宣布“暂停”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停止”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暂停”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停止”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停止”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2006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只延续了2年多时间，又在2005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 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6•24”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6•24”阳谋。“阳谋”语出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阳谋”。 2002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2001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在2002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不熟不做”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
十二、周正毅(1999-2006) 2003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成为新总理，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是在2002年12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非典”发生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的是“非典”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官。而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五一”长假休市也被迫延长。由于“非典”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上交易却大为盛行，2003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非典”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府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非典型肺炎”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非典型”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非典”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1999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胡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胡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胡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胡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胡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胡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台湾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份有名的杂志《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台湾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台湾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胡润2005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真正的奉献。 2003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2002年的身价为27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11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1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1960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1995、1996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一级半市场”，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500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20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简单”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90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个人投资者”章节中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5家——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的900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3,000万港元装修。然后于2000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130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上海首富”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21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15亿港元收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19亿港元，市值却只有20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2006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东八块”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上海首富”自居，不考虑“上海”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21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3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1999年6月至2003年5月间，最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96%，股价上涨了400%。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2006年1月1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2002年落马的，但他2003年被判的18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1998年，杨斌成为内地A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9元/股涨到28元/股。 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荷兰村”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部分(3,000亩)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2001年7月，杨斌把“荷兰村”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2年9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公司自称1998年至2001年总收入达21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1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2002年9月25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10月4日被捕。2003年7月14日，杨斌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是2003年胡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22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怎么也不能套现。2003年11月3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17.87亿元，应收款2.65亿元，其他应收款1.95亿元，逾期贷款1.4亿元，预付账款4.88亿元。于是，股价从16元/股跌到4元/股，连续14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老鼠仓”（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QFII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台湾《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台湾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16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一批流亡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辽国发”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2003年9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2002年10月)、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2003年年初)、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2004年4月)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市，“非典”之后，香港市场的H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H股中石油。这震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1,500点以下，创下新低1,307点。尽管年终收于1,497点，要比2002年收盘价上升10%，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十三、铁本事件(1999-2006) 对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主席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主席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官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年2月1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国古语有“朝三暮四”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还不敢提“国有股流通”，现在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股权分置”问题转的。 自2001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3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1月份的1,600点以下一直做到1,783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3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4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3%。最醒目的指标是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2.6%和121.9%，2004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新增贷款1.78万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的水平，而2004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了19.2%。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因素”，与2000年时的“因特网”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铁本”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1993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铁本”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3月“长城”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官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长城”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1992年6月到1993年3月，短短的10个月内在全国集资10多亿元（约合1.2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近20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20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调速电机”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20%-70%。从1989年长城公司成立到1992年5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10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5,000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于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2%，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20天里就集资了2,000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1993年利息为9%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10亿元资金用去2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1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温家宝和前总理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十四、德隆前传(1999-2006) 导致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另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虽然市场对它的失败早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2001年中科创业庄家出事后，人们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德隆身上，各种媒体舆论都试图寻找突破口，给予德隆致命一击。其实，庄家操纵股价的模式已经非常清晰，做高股价进行质押融资然后继续操纵股价再质押融资，循环往复，这种模式只是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做是需要资金成本的，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内在系统没有创造出与成本相匹配的价值，它一定会崩溃。 尽管谁都知道德隆在做违法和危及金融系统的事，可谁都动不了它，银行照样贷款给它，并听任它把触角伸向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通过上市公司的互相担保、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继续走着它的不归路。 到2002年，几乎所有的庄股都奄奄一息了，只有德隆系的上市公司股价逆市而行，与此同时，唐氏兄弟中的唐万里还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次对德隆集团作出了政治肯定。另一方面，德隆发动财经公关机器，请了大量世界著名的策划管理咨询公司为它包装，花了不少银子。有意思的是，有个博士先写了一本美化德隆的书，德隆出事后，又写了一本有关德隆内幕的书，大发横财。 其实，德隆内部早已岌岌可危，除了当家人唐万新之外，所有的内部人都觉得应该收手，承认失败。但唐万新一意孤行，他认为只有不断做大，大到让国家都没法收拾的地步，德隆反而更安全。这可能就是唐万新的“智慧”吧，当一个人的牛皮吹到超出旁人的日常经验时，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德隆的最大卖点是自称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而且不是整合某个行业，是承担国家“发改委”的功能，整合许多行业。我们可以看看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是怎么搞的。 新疆屯河要整合四个产业——番茄、果汁、制糖和水泥。公司的番茄生产能力超过24万吨，产能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到底产生了多少利润，公司从未披露过。也就是说，番茄产业是为新疆地区的就业作出社会贡献。关于果汁行业，公司曾与业内最有名的汇源果汁合资，并占51%的股份，却没有实际控制住企业，还是由汇源方面的管理层说了算，2003年，合资公司失败。公司进入制糖业是在2002年，及至德隆崩塌，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新疆屯河在水泥行业的拓展最为成功，不过不是整合，而是将它收购的新疆第一大水泥上市公司天山股份当成了提款机。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虽然新疆屯河在2003年7月才获准收购天山股份，但早在1999年3月，天山股份以表外立账等方式与德隆系发生委托理财等关系，一边隐瞒利润，一边为德隆提供资金，及至事发，已达20亿元。 事实上，唐万新这个想模仿19世纪末摩根财团整合铁路等行业的狂人，后期只不过成了一个融资员罢了。在检察机关讯问唐万新的笔录中，唐万新自称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头寸会”，根据每天现有的“头寸”（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占业务量的80%左右，剩余的就报到“头寸会”上来解决。到了2003年10月以后，德隆所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的资金进账，唐万新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付兑付危机。 到危机爆发时，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企业负债340亿元（200多亿元未兑现），实业企业负债23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及担保167亿元)。仅德隆系控股的德恒证券一家，就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向413家单位和772名个人吸收资金208.9亿元，至案发时尚有68亿元未兑付。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德隆明目张胆地挑战法规，无人敢管，最后只有“自我爆炸”。2004年4月13日的股市上，合金投资跌停；4月16日，9点30分股市开盘，40分钟后，新疆屯河跌停；同日10点35分，湘火炬跌停;10点45分，合金投资再次跌停。人们终于看到德隆崩溃的一天。到了2004年6月30日，湘火炬从1月30日的15.31元/股跌到3.33元/股；新疆屯河从1月30日的14.42元/股跌到3.30元/股；合金投资从3月31日的26.95元/股跌到4.36元/股。 唐万新于2004年12月17日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德隆的60余名员工。2006年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唐万新仍认为他是在向股神巴菲特学习，集中持有股份。是的，巴菲特曾集中持有可口可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可口可乐的业绩不断上升，股价也持续上升。而德隆集中持有新疆屯河等股票，公司的业绩根本就不行，于是，庄家唐万新只能靠自己来划出一条持续上升的价格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是在创造价值，而唐万新的长庄是在毁灭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2004年8月，由专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与此同时，央行注资德隆，资金多少没有确切的说法，170亿元或73亿元都有。央行巨资援救一家民企，这还是第一次。 在特种民企德隆的崩溃声中，2004年6月28日，新和成等8家民企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标志着中小企业板市场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原来叫创业板市场，2000年准备开业，所以深圳交易所在2000年9月就停止上市新股，中国证监会有将上海定位为主板主场和将深圳定位为创业板市场的意图。没想到股市风云突变，市场越来越乱，2001年11月7日，朱基总理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在证券市场未整理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市场，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世界股市真正成功的创业板市场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香港的创业板市场自创立以来就浑浑噩噩，成交低迷。我当时也提出，中国的主板市场就是创业板，风险大，收益却很低，很难想象再搞一个比主板风险还要大的市场，会如何是好。不过，迟迟未开创业板市场的深交所却因此不能上新主板上市公司，变得日益边缘化。2004年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8家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天，就创造了不少亿万富翁，仅德豪润达一家公司就有4位，而大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以17.4亿元位居榜首。 但就在十个交易日后，8只新股中的江苏琼花发布公告，说它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其中一家接受委托的机构德隆系的德恒证券已出现信用危机，不知能否收回投资，等等。市场一片哗然，消息传出的当天，江苏琼花股价大跌6.75%，并拖累中小企业板整体走低。这种事在主板市场屡见不鲜，但毕竟是众目睽睽的中小企业板啊。6天后，中国证监会以惊人的速度表态，要对江苏琼花立案稽查，并对保荐人进行处理。11月3日，江苏琼花的正副总经理辞职。
十五、股改(1999-2006) 2005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管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只有共同基金元气尚在，主要在一些大型蓝筹股里互相抱团，取暖过冬。 中国的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时发挥了作用。既然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出台什么利空市场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不稳定也就那么回事了。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终于说服了国务院，开始宣布要从根子上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 中国证监会征求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据说有几千种，但最终发现面对千差万别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政府终于明白，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要比他们更为聪明，说得更准确些，仅在这个问题上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于让证监会失去信心，把股权分置这个难题推向市场来解决。 让人感慨的是，中国证监会最后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人们还是接到通知，要注意和控制这个利好消息发布后股价暴涨所产生的影响。而市场中人听到这个通知后却是哭笑不得，这好比最寒冷的严冬到来时，却让人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就走远了。2005年4月29日，上证指数收盘是1,159点，到了2005年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998点。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股市环境救了自作聪明的证监会，市场早已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底部，“股改”的宣布又让它过度暴跌了一把，但力量已经有限了。 由于已停止融资，从2005年到2006上半年，中国股市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忙着一件事，围绕着股改运动。真的，它是一场运动。 股改的核心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俗称“补偿”。宝钢的独立董事单建伟在媒体上发文，抗议这种不合理“补偿”，企图影响中央政策。但人们很快发现，单建伟是入主深发展银行的美国私募基金新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心疼自己刚投入深发展的钱贴给了流通股东。事实上，股改的补偿对象是A股股东，而不是B股和H股股东，这就很说明问题，非流通股不在B股和H股两个市场流通，不会因为供应量的增大影响它们的股价。 股改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当年的土地改革，中小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过去非流通股股东占2/3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小股东，连机构也奈何不得上市公司。两年前，招商银行因发行可转债，惹来众多基金和券商的强烈反对，最后还不是乖乖服输啊。这次不同了，非流通股股东是“索赔”对像，没有表决权，同意不同意流通，完全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按规则，必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 参加第一批试点的四家公司中，至少有两家还不适应这种流通股股东享有民主决定权方式，“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号称“湖南首富”的梁稳根2005年5月14日约见媒体时，抛出了“大猪拱食小猪别闹”即著名的“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人们愤怒了。梁稳根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表功，他似乎在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包括梁稳根自己，谁都明白非流通股股东才是这次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在过去，人们再怎么表示愤怒，梁稳根都可以毫不在乎，但这次他不仅让手下数次道歉，而且“大猪”修改了补偿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是10股送3.5股和8元现金。 清华同方的方案是每10股送3.56股，比其他两家(金牛能源每10股送2.5股、紫江企业每10股送3股)要好。而且，以后的股改对价支付方案也证明只要高于每10股送3股的水平，一般中小股东都能接受。但清华同方却成为四家股改公司中唯一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因为流通股股东赞成比例只有61.91%。 清华同方的股改失败给了后来者许多经验。首先，有基金等机构持有大量流通股的上市公司较易通过，在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基金持股分别占整个流通股的25%和15%，而清华同方只有4.5%左右。所以，梁稳根的“猪论”并不影响三一重工以93.41%的高票通过。其次，也有比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更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但清华同方是历史上被炒作得离 谱的高科技股，历史最高价一度接近72元/股，最高复权价位高达200元/股，而目前的价位只有10元/股左右，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又不见起色，投资者对清华同方的对价要求就比较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股民要求清华同方修改方案时，后者自恃对价已送得够高了，拒不同意，结果失败。以后的上市公司学聪明了，股改时宣布第一次对价方案时早已为修改预留了空间，然后一定会修改一次，态度很好，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为了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手段向流通股股东拜票。拜票这个术语是描述民选候选人如何向选民拉票，但用在这里也是很贴切的。不过，股改的上市公司在向股民拜票时，有时会按每股多少钱向证券营业部购买赞成票，这就是“贿选”了。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表述。常用的是送股和派现金的方式，这也就是前四家试点的模式。在第二批42家试点公司中，有34家推出了送股方案，占80.95%，其中最高的每10股可以送5股，最少的是每10股送1股。派现一般是配合送股，也有上市公司采用缩股和送权证，但不多。 除了这些送股派现外，有些上市公司还有辅助条款，如中国证监会本来要求股改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12个月内不交易或者转让，有的股改公司就延长禁售期，从24个月到几年不等。又如中国证监会规定，在禁售期满后，非流通股股东应承诺，出售股份的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超过10%，有些公司就承诺，在禁售期满后，在一定期间内保证最低持股比例。还有的如宝钢集团承诺旗下的宝钢股份价格如低于4.53元/股，前者将累计投入不超过20亿元的资金增持流通股，这个承诺变成了投资者大批套现的靶子，宝钢集团用完了20亿元，股价还是跌破了4.53元/股。 股改是一场运动，既然是运动，就是一个大萝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随之出台，从目前的个案看，管理层设计的奖励目标让我们这些外行都跃跃欲试，说得偏激些，哪怕是个傻子，也能拿到激励，只不过是多少而已。 到了2006年春天，参加股改的市值已超过60%，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却只有10家，主要是与流通股中的较大持有者的谈判没成功，这些对手往往是基金和被套的小庄家。最有趣的是，金丰投资套住一位专写改革的名作家周梅森，而且套得不少，周梅森奋笔疾书，写了类似《我控诉》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当然黄了。 接下来的股改会越来越难，因为前面的上市公司有把握才会进行股改，后面的公司就是有各种困难的了。少部分未股改的公司有何结局，在2006年春天还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万恶之源，现在快要解决了，它真的那么神奇吗？ 我不这么看。中国股市早就有全流通的股票，如我们本章最开头提及的上海股市“老八股”中的大多数股票，但谁也没去研究没有股权分置，它们究竟有多么好。 ——中国股市，仍是雾里看花。
附录一：《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人民日报》96年12月16日 今年４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步回升，１０月以后出现暴涨。从４月１日到１２月９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１２０％，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３４０％。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是罕见的。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８００多万，总数超过２１００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股市因何出现暴涨 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根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第一，从市盈率的国际比较看。以１２月９日为例，上海市场平均市盈率达４４倍，深圳市场达５５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都在２０倍左右，例如纽约市场为１９倍，伦敦市场为１７倍，德国市场为２９倍，香港市场为１８倍，新加坡市场为２１倍。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第二，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看。去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税后利润０•２５元，今年上半年为０•１４元，也就是说，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可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股价。第三，从违规活动与股价指数及成交额的联系看。今年以来，市场违规活动呈递增趋势，二季度末以后明显增加，与此对照，股指飞速上升，成交额急剧增加，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从个股看，股价全面上扬，经常全线“飘红”。１０月以后，少数亏损企业的“垃圾股”也被炒到七、八元钱甚至还高，被称为“鸡犬升天”，令人不可思议。从成交额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日均成交额，今年９月份为８７亿元，１２月后达２００亿元以上，12月５日这一天竟达到350亿元!约相当于香港股市最高日成交额的三倍，而我国股市可流通股总市值只相当于香港股市的１／１０，这就意味着股票交易过度投机明显。 当前股市超常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飚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他们一掷亿金，不计风险，成则腰缠万贯，败则贻害国家。这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第二、银行违规资金入市例如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在安徽古井贡酒和济南柴油机两家公司发行股票期间，分别拆借资金１１７•５９亿元和４８亿元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炒买股票。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推动了股价的上扬。第三、证券机构违规透支例如中山证券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在江苏索普和青海明胶两公司发行股票期间，违规透支１６•５亿元买股票。第四、新闻媒介推波助澜一部分报刊、电台、电视台、声讯台的股评节目和证券咨询机构极少进行风险告诫，而是一味鼓噪，有的甚至传播谣言，误导股民。一些非法出版物信口开河，发布“大牛市赚大钱”一类毫不负责的言论，以此招徕读者，牟取利益。第五、误导误信股民跟风实际上股票市场没有永远的多头，总是有涨有落， 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由于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股票上升时期新入市，没有摔过跤，缺乏风险意识，轻信舆论误导，误认股市必能不跌。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不可忽视。由于今年抑制通货膨胀成绩显著，银行对新增储蓄取消保值贴补，又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不少市民认为储蓄存款收益率了，不如炒股，风险不大，获利更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去年定期储蓄存款利息为１０•９８％（一年期），但去年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为１４•８％，存款实际利率为负３•８２％，也就是说存款贬值了。今年调整后的存款利率为７•４７％（一年期），但零售物价指数只上涨６•２％，实际存款利率为正１•２７％，储户得到的实利比去年多。银行储蓄仍然是收益稳定、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目前中国股市的过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灾。当时，美国股市也是一片涨声，在纽约，连出租车司机和街头擦皮鞋的都加入了股民大军。不管什么阶层的人，见面几乎都是议论股票，没有人认为股市会跌。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在这种气氛下，股指一路狂涨，到９月达４５２点。但好景不长，终于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崩溃，从１０月开始一路狂跌，一直跌到１９３２年的５８点，使很多银行、公司和个人都倾家荡产。中国的股民，应从全球多次股灾中汲取教训。 股市有涨必有落 考察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缓涨可能缓跌，暴涨必然暴跌，这是各国股市的一条共同规律。八十年代，***证券市场高度泡沫化，日经指数从１９８８年初的２１５６４点一路上涨，到１９８９年底涨幅达８０％，但从１９９０年初的３８９２１点开始一路下跌，到１９９２年８月跌到１４１９４点，跌幅达６３％，之后长期低迷，始终在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多点之间徘徊。我国证券市场在过去短短几年中，股票指数出现了三次大起大落。以上海为例，第一次从１９９２年月的１４２２点跌到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的３９４点，第二次从１９９３年２月的１５３７点跌到１９９４年７月的３３４点，第三次从1994年９月的1033点跌到１９９６年初的５３７点。在这三次大的波动中，大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被套牢，或者被迫“断臂割肉”，蒙受很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使证券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况。暴涨所以会导致暴跌，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价格决定于价值，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情况只会是暂时的、短期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和绝对的。在一般情况下，股票价格主要是由上市公司业绩决定的。就某一个上市公司而言，经营业绩可能会因某种特殊的商业机会或发明创造而在一定时期内 高速增长。但绝大多数公司的经营业绩是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上市公司即使比一般公司经营业绩好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因此，作为体现上市公司群体股票价格水平的指数，无论是综合指数，还是成份指数，都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的，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正是由于这一内在规律的作用，一些国家股市在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后虽必有涨落，但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超常的大起大落，而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旦出现大的起伏，也是其国民经济状况出现异常的一种必然反映。但在中国，由于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股指的暴涨暴跌并不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而主要是反映了市场的投机程度。换句话说，在市场发展初期，股市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参与者的过度投机。股市出现暴涨暴跌，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社会，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例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２３％，一周内累计跌幅达３１％，市值损失一万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１９９４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月之内，股市狂跌，墨西哥比索贬值１／３以上。不仅几乎导致墨西哥经济的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对世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股市暴涨必然带来暴跌，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不以为然，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样。目前的股市已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孕育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需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重视。道•琼斯指数今年涨了２７％，１２月５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出来提醒公众，股市存在非理性的过热因素。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恢复理智吗？ 坚持“八字方针”规范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不成熟的成长阶段。证券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需要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富有经验的监管力量，具有投资理念的投资者队伍，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制度、公司制度和财会制度。这些条件相辅相成，构筑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欲速则不达”，不顾客观条件搞泡沫经济，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延缓市场发展的进程。这是国际证券界的共识。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去年提出了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完全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根据“八字方针”，证券监管部门把制定法规，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作为主要任务。１９９２年底以来，国家颁布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依照这些法律、法规，在国务院领导下，证券监管部门在规范和培育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证券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台阶。上市公司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３家发展到今年１１月底的５０１家，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和转换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债券市场也获得较大发展，为深化财政和金融改革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在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经验。今年４月以来，证券市场逐步走出前两年的低迷状态，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面对市场出现的各种违规行为，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监管力度：第一，自７月２４日以来，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等行为的通知》、《关于防范运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关于严禁信用交易的通知》、《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通知》、《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等一系列规定。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知》，要求市场各方面注意防范风险，加强风险宣传，告诫投资者，买卖股票的风险只能是自己承担。第二，处罚了一批违规案件。现已对违规拆借资金的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已明确规定，今后凡利用银行拆借资金炒作股票的，主办行长一律撤职并调离银行工作。对在股票申购中违 规的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中山证券公司等４４家机构处以警告并罚款。对违规给客户透支的深圳发展银行和海通证券公司等处以警告并罚款。对不及时刊登《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处以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两名副总编被停职检查。对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违规行为也予以通报批评。 进一步抑制过度投机 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我们要予以高度警惕。证券市场的风险往往是系统风险，关系经济的全局和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注意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几年以来，特别是近期股市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规范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过度投机是市场不成熟的反映。在我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抑制过度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想抑制过度投机，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抓紧抓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法规，理顺体制，并切实加强和抓好市场监管工作。针对目前情况，要本着加强监管，增加供给，正确引导，保持稳定的原则，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进一步加强监管。近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对证券经营活动中违法违规情况的普查。先由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审计厅、证管办等单位组织本地公司进行自查，在此基础上由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单位组成若干联合检查组，对重点地区、重点大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彻底切断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炒作，银行不能贷款给企业炒股票，企业也不能用银行贷款炒股票。要坚决打击各类机构和大户操纵市场的活动。要严格禁止证券经营机构向客户透支和超比例自营。要从严处罚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以及买卖或配合他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证券交易所要彻底改变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首先要做到严格守法，同时要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第二，继续公开处理违规案件。有关部门已决定，对动用发行股票集资所得炒作股票获利的湖南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其它违规的证券经营机构和上市公司也要尽快处理第三，实行涨跌停板制度和完善市场信息公开制度。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制定办法，实行涨跌停板制度，要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选择每天涨幅最大的前几名股票，将占这些股票成交额比重较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向社会公布，增加市场透明度。第四，建立证券行业禁入制度。对证券行业各类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事证券交易的机构和个人，凡违法违规者，除按现行法规予以处罚外，还要视情节轻重，暂时或永久禁止他们在证券行业各类机构任职或者从事证券交易，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第五，加强风险管理。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登记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保证交易、清算、登记系统不出大的问题，维护市场安全运行。第六，增加供给。根据目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近期将公布１９９６年度新股发行总规模，陆续选择一批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满足广 大投资者的需要。第七，做好舆论导向工作。要整顿证券舆论宣传阵地，坚决取缔各种非法刊物。有关新闻媒介要组织力量，系统介绍国内外证券市场的风险案例，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股市报道和股评文章绝对不能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鼓励投机，误导股民。要尽快颁布《证券咨询机构管理办法》，对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实行 资格管理。第八，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事，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维护好本地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任重而道远。尽管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着种种弊端，我们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把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建设成一个规范化的、健康发展的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贡献。
附录二：《坚定信心，规范发展》 ————《人民日报》(1999年06月15日第1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9日以来，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6月11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收于1370点和407点，分别比年初上涨了22％和21％。18个交易日共成交4595亿元，日均成交255亿元。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然而，此番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究竟是在利好消息刺激下的短期反弹，还是股市长期发展的良好开端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推进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从宏观形势来看，近期股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随着去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发挥效应，今年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我国仍然保持了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良好局面，发展经济、壮大实力，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近期的股票市场走势，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形势发展的良好预期。 从市场走势来看，客观上存在反弹要求。我国股市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盘整行情，整体上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至今年5月18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已分别跌至1059点和310点，当日成交金额仅为41亿元。在股市的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使股票市场积蓄了较大的反弹能量。 从市场指标来看，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首先是股价指数基本正常。5月19日以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有5天升幅在2％以上，有4天回落，其他时间小幅上升；日均涨幅前7个交易日分别为2．77％和2．61％，后11个交易日分别为0．66％和0．82％。其间，单日涨幅最高值不到5％，远低于股市过热时近10％的水平。其次是日均成交量基本正常。今年年初到6月11日，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量为104亿元，而1997年同期为180亿元，1998年同期为124亿元，近期成交量增加只是对前期成交量不足的补偿性增长。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达到255亿元，主要是资金来源增加。5月19日至6月4日，沪深两市新增开户数达17万户，客户保证金大幅上升，10只基金持股数量明显增加，成为市场新增资金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增加了261家，流通股增加了1倍，流通市值增加了2000多亿元，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日交易量出现较大增长也是正常的。 从市场投资热点来看，与以往股市过热时明显不同。近期股市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股和绩优股，上证30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分别上涨了24％和32％，而因财务状况差受到特别处理的51家ST股票平均涨幅远低于绩优股。这种理性投资的特征，与以往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鸡犬升天”、“全线飘红”的不正常现象有显著的区别。 二、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证券知识读本》一书的批语中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对我国证券市场8年多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证券市场发展的明确要求。 在过去的8年多时间里，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道路，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拓展了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了上市企业财务状况。8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了3640多亿元发展资金，使工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6％，比国有工业企业65％的平均水平低19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逐步使决策科学化，经营市场化，监督社会化，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仅1998年，就有277家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了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四是通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199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达13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2％。实践证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具有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000多亿元，同期股市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而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一般在50％左右，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潜力还相当大。另一方面，近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今年1至5月，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新增5599亿元，到5月底，累计余额已达58968亿元，居民手持现金近万亿元，在银行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为居民投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尤其重要的是，1996年以来，为了规范证券市场发展，有关部门先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积极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特别是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证券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证券市场清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以上情况表明，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高对发展证券市场的认识，积极稳妥地加快市场建设，完全有可能使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保持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必须坚持“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坚持在规范的基础上求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市场风险。当前，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坚持依法治市、规范运作。 要按照《证券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同时，要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积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促进证券市场发育。 证券监管部门要努力维护市场“三公”原则，切实提高监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改革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公开核准程序，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要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努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 证券公司要严格自律，守法经营，逐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允许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不超过7天的同业拆借；允许证券公司在银行同业市场上进行国债回购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支持规范经营的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发展壮大。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认真履行执业规范，不断提高执业水准。 要继续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加快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步伐。基金管理机构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投资收益。广大投资者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自担的观念。证券咨询机构和新闻媒体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 世纪之交，中国证券市场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不仅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证券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切身利益。让我们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共同努力，把一个规范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证券市场带入21世纪。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邓小平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事实上，早年的上交所并没有按照“规范”来做，当时只要总经理尉文渊一句话，某某股票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具体由上市部总监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 同样，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说某某股票可以流通，马上就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10%大约3,000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只是后来中国证监会监管严格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了，至于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就无法追索了。不过，到了2006年，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又成了中国证监会面对的头等大事。 第二个由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股市至今的问题，是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给各个省、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在一个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圈钱”。企业的质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而每个省份的额度一般都是由省委决定的，甚至是由领导跑来的。 在他们眼里，这和过去为了一个大型项目到计委报批是一样的概念。除了总体额度之外，还要限制家数，因为如果只定额度，每个部门和省市可以把它们分成很多家企业，等到上市后，通过再融资把股本扩大。现在仍有一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A股份额很小，B股却很大，这就是当时把A股额度分到许多家公司，然后用B股额度补足的例子。B股当时是专门为境外人士投资设立的股票，但最终也是事与愿违。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几波上市公司狂潮与20世纪初的科技股IPO狂潮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成立大会和上市酒会，它们的目的就是拿到钱，然后与突然有钱的中奖者一样乱花钱。等到钱花完后，自己的本业也荒废了。 任何正常的股市都不会允许一个政府在不顾供求状况的情况下，宣布一年将从市场募集多少资金，然后配给它所属意的公司，却全然不顾这些公司的质量。1992年，深沪两地市场的A、B股上市公司有54家，1993年有177家，1994年有287家。A股筹资额1992年为50亿元，1993年为276亿元（其中81.5亿是配股），1994年为99.78亿元（其中50亿元是配股），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1994年2月14日，政府宣布1994年新股发行额度55亿元，明显要比1993年的195亿元低得多，而市场并不买账，上证指数在3月10日就击破700点，4个月后的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股市崩盘要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中国证监会慌忙在8月1日宣布救市，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但这不过是一场利用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进行的投机罢了，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由于中国证监会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可想当时是多么虚无。官方权威的监管机构都随意承诺或用含混的建议来应付一时之需，就很难指望市场其他方面不投机不钻空子不欺瞒了。
(五)中国证券市场二度受挫,“327”国债期货事件和万国证券公司的垮台(1995年)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热点不在股市，而是在发生“327”事件的国债期货市场。为了开发新市场，也是为了与中国证监会分庭抗礼，获得更为强势的财政部的支持，上交所在1992年12月开始建立国债期货市场，允许部分券商进行自营买卖。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又向个人投资者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到了1994年秋天，国债期货发展的政策环境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央行出台储蓄保值贴补政策，国债的固定利率也变成了浮动利率，国债期货的价格波动加大，全国各地投资者趋之若骛，成交额明显放大，交易所国债期货清算保证金高达140亿元。与此同时，上交所管理层的头脑也随之发热，对政策环境变化后的风险扩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终于发生了1995年2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327”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的代号，240亿元的327国债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是，“327”国债的价格却一直在148元上下波动，因为市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财政部认为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12.24%相比，“327”的回报太低，可能到时会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327”品种上做多的财政部全资子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它的首任董事长是原财政部副部长，历任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的总经理也是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只要稍有国情常识的人都会跟着中经开做多，至少不会与它对抗。 将万国证券公司自诩为“证券王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偏偏不以为然，他认为，让财政部掏出16亿元补贴“327”，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伙同向来在市场上横行霸道的“辽国发”等公司做空“327”。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辽国发”也临阵多翻空，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在1996年7月合并，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也只有13.2亿元。许多年后，申银证券的总经理阚治东仍心有余悸，他回忆当时公司中人也想在当天做空，却无法联系到在香港出差的阚治东，申银因此逃过一劫。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明。 “327”事件之后，国债期货市场仍是动荡不安，5月17日，中国证监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说是暂停，事实上就是关门，因为到了2006年年中仍不见国债期货交易的踪影。不久之后，尉文渊辞去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327”事件是继1992年深圳“8•10”事件后，第二个影响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灾难。它和“8•10”事件类似，都暴露了中国股市上上下下系统性的腐败和混乱，真正触及到了政府唯恐社会不稳定的神经，大大阻碍了证券市场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品发展的进程。不过，中国证监会再次成了受益者，它真正一统两地交易所已指日可待。 (六)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1996年-1997年7月)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很明显，这一年深圳市场的最高最低市盈率差距偏小。而且不管是13倍还是5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市盈率都是偏低的。到了1996年，中央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GDP增长10.2%，比上年回落1.67个百分点，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尽管高达14.8%，却比上年回落了6.99个百分点。 1996年，深市又要比沪市更具投资价值，因为在1月22日，深市的市盈率又到了最低的8倍，而沪市的全年最低市盈率要到9月12日才出现，但也达到了26倍。于是，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高点4,522点。沪市则一直比较被动，尽管上证指数全年也从550点升到1,258点。 两市同时大涨，对已在熊市里陷入水深火热的投资者来说，本是件好事。可是，当时两地政府把股指与金融中心挂起钩来，似乎谁的股市涨得快，谁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于是，从市府到银行到交易所到一些券商到一些上市公司到当地证券媒体，几乎公开共谋如何把股市搞上去。过去，两地交易所的税收和形象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扶持帮助股市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股市还是头一遭。在上海方面，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其动员讲话由《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传达。尽管总编辑本身就是极易激动之人，可从他绘声绘色豪情万丈的神态言语看，这位市领导真把竞争当成战争了。我和《上海证券报》的几位老同事应该很熟悉以往政府和交易所的干预行为，但这次也是目瞪口呆。原先要鼓动市场起来，也只不过是写些充满暗示或“转述”别人的话，而且也不会指明个股的涨跌。而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让券商不加遮掩地在报纸上写文章配合自己做庄的股票，犯了办报的大忌。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方面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不起。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排上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市场大涨，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确认的“龙头股”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长虹。 面对如此场面，北京当然要发作。随着1996年10月深沪行情的再度大爆发，从10月22日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连续发布多道通知和评论，警告市场方方面面不要从事融资交易，严禁操纵市场，查处机构违规事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并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破例宣读。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利令智昏，竟然忽视了这篇重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不过，深沪两地的市场早已处于亢奋中，每一次打压，只能让股指稍一回调，随后又勇往直前，市场似乎对平日最害怕的政策利空麻木了。终于在12月15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又全文宣读了次日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而且，12月14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文章口气之严厉、用词之尖锐（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都使人联想到过去的政治风暴。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10%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139%外，当天所有610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此时，管理层又感到害怕了，忙放低身段，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爱护股市的，中国股市还是光明的，等等。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半年后的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指出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于是三家公司的CEO李惠珍、阚治东和马庄泉被免职，公司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从今天看，券商操纵股价是罪有应得。而深发展是自己炒作公司股票，属回购行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券商融资也很正常。但他们确实触犯了当时的法规。 组织撰写上述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事隔多年后（2003年）回忆道，文章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的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说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股市有较大的影响，没什么实质根据，因为后者至今都没好好开放，更何况十年前。至于进行风险教育，也谈不上什么效果，大家觉得这是硬用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如果说风险的话，政策风险是第一位的。 也就在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两个地方政府不仅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拿得越来越少。1993年之前是全部归沪深两市政府，之后是地方与中央七三开，1998年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2年起，中央是97%，地方3%。 中央看中的不仅是交易税，还有股市这个融资平台。至少从1995年起，一句顺口溜已在股市上上下下流传开来，“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这话缺乏主语，谁在吃呢？姑且说是国企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不行了，坏账太多了，现在恰恰相反，需要往银行注资了。从哪儿搞钱呢？当时海外的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兴趣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也难以利用，只有大力发展内地股市了。内地股市的钱又从哪儿来？除了极短时间的例外，银行和国企是不能投资股票的，只有个人或者民间资金有资格进入股市。 1997年和1998年，中央政府更加强调股市的规范，但盯住的主要是投资行为，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却网开一面。上市公司是什么?它是股市中的商品。一味强调商店里不能有小偷、骗子，却把假货、次货、冒牌货卖给顾客，这算什么？ 1998年左右，在市场中转轨的国企十分衰落，中小企业可以MBO或拍卖给个人，可还有一些大型企业不能卖，有些企业又卖不出去，只有去股市融资了。但股市的钱也不容易拿，好的国企可以上市，但你必须兼并一家坏企业。一个健步如飞的人，却要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是个健康的组合吗？朱基总理曾为国家会计学院写过题词:“不做假账”。但一个不健康的组合，如果必须通过严格的体检，他会做什么。 为了挽救破落的国企，让它们进入最应该奖优罚劣的股市，资源的错配是注定的。那么，为他们包装的中介机构和了解内情的投资者会采取何种博弈策略？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当？不会吧。当一座大厦的基石是劣质的脆弱的，我们还要指望在大厦里的人安居乐业、行事规矩，可能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为了一场战役的胜利，人们往往会牺牲一个阵地或一支部队。在和平年代中，为了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它可能是中国俗语“宁可断其一指，不可伤其十指”的引申和发挥吧。可是，我们对牺牲的部队和那一个指头应有所歉意，至少有所交待吧。 1997年6月26、27日两天内，两地股市共上市新股16只，创历史上市数量最多。上市总量达6.88亿股。6月26日在沪市上市的是粗密股份、海南航空B股和禾嘉股份，深圳则是长城电脑、五一文、福建双菱、南方摩托、西南化机、西飞国际和锌业股份。6月27日，深沪股市又上市6家：鼎球股份、明星电力、清华同方、内江峨柴、山西三维和湖北东桥。 在1个月前的1997年5月23日，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红光，以每股6.05元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7,000万股，募集资金4.1亿元。1998年4月30日，红光实业年报披露每股亏损0.863元，成为中国股市上首家当年上市当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引起了公愤。经调查，红光实业从1996年下半年起，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就已出现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等严重问题，如此重大事项却被公司隐瞒不报。1996年度红光实际亏损1.03亿元，却虚报为盈利5,400万元，骗取上市资格。红光上市后，又将1997年上半年亏损6,500万元披露为盈利1,674万元，在公布1997年年度报告时，又将实际亏损2.2952亿元少报了3,125万元。而且红光仅将募集资金的16.5%（6,770万元）投入招股说明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其余一大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填补公司亏损，另外的1.4亿多元投入股市买卖股票不做假账”。获利450万元。 2000年年底，成都中级法院判红光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100万元。这是《刑法》颁布后首个上市公司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可是，如此轻微的犯罪成本，对上市公司又有何警戒作用呢？
(七)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重视，使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上市高峰期(1997-1998年) 1996年中央政府对股市如此调控，仍未抑制住第二年股市的上涨。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夭折。 1998年市场是熊市，政府却一反常态，给予中国股市从未有过的重视。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和内地洪灾泛滥，8月初，上证指数连续拉出十天阴线，从1,299点跌至1,043点。这时，媒体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主编的《证券知识读本》写的批语，明确肯定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证券工作者”，务必要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证券知识。 另一个更为长远的信号是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早在1992年8月，就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与人大法工委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发生了冲突。按照立法程序，《证券法》得转交给法工委去修改，双方僵持不下，《证券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其实，中央一直对证券市场抱有犹疑态度才是《证券法》迟迟不出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所言：“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时间。”既然人大内部争议很大，中央也乐于其不成。但到了1997年，中央定了加快立法的调子，在李鹏委员长的全力推动下，《证券法》才迅速出台。这部《证券法》从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里面的政策用语模糊，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股票，“炒作”是个俗语，却难以精确定义。又如上市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看似用语很准确，可我们看不出审批制与核准制的根本区别，无非是证监会成立了审核委员会，让官员和专家一起评议公司能否上市。但程序仍不透明，包括审核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保密，结果名单成了财经公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把它卖给投行，后者就会逐一公关。另外，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和经纪类公司，这种资格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颇为反讽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实力的综合类券商在其后的自营业务中，许多因此破产或遭托管，反而那些小经纪类公司却因无法自营，倒生存了下来。这印证了我们对其他行业企业类似的观察，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可惜市场不是婢女，不能轻易使唤。直至1999年5月19日之前，在各种政策利好之下，中国股市仍是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形成了较大的“导弹缺口”。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1,427点。 这场被定义为“5•19”行情的动力来自何方，市场上盛传是中央政府。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谜底终于揭开。对我们这些已对中国股市见怪不怪的人来说，读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仍是瞠目结舌，因为它似乎出自一位股评人士，说出了许多看多理由，还预测了将来的市场一定更为美好。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证券媒体工作的编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稿子在我手中的话，其水平是难以发表的，更不可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 更为奇妙的是，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言犹在耳，2年多后的文章尽管口气要亲切柔和，可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前一个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的有风险，后一个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用了一个创新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搞懂，1996年和1999年中国股市最低点的市盈率都跌到8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为什么1996年的股市是“过度投机”、“暴涨”，而1999年的股市是“恢复性上涨”。1999年的6月29日，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48倍左右，按1996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准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因为它指出，以1996年12月9日为例，沪市市盈率达44倍，深市达55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在20倍左右，“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那么又为什么说1999年6月“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呢？在1996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1999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证据。1996年12月沪深两个证交所的日均成交额达200亿元以上，也是“过度投机明显”的罪证。可尽管1997年以来上市公司流通股增加了1倍，但从1999年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也达到255亿元啊。怎么又突然变成是正常了的呢？《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最后的一部分都列举了许多条措施，只不过1996年是说如何把股价打压下去，1999年又说如何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股指上升，言下之意是如何把股市搞上去。 2003年，已经退下来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承认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如果特约评论不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么，一个认为50倍的市盈率是过高，另一个说是正常，也可理解。可同是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几乎相似的数据和情况，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在这种状态下，要股市正常和理性也是困难的。 事隔两年，彻底大转弯的不仅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还有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而就在1997年5月21日，国家还发通知严禁这么做。当然，前后两条政策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不得“炒作”，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大家都明白，上述规定在实践中是虚应故事。 用不着事后诸葛，只要稍微了解当时中国政经和股市常识，都会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将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洗钱，就是将特权应用于市场。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少数人拥有特权，但由于没有广袤的市场舞台，难以尽情发挥。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当时被同伙举报腐化，这位党的接班人只不过到处打猎多看了几部色情电影请上海小兄弟吃了几顿好菜好饭使用了高级的收音机、打火机和“可以远距离操纵”的彩电，然后让上海市委经常“补助”个几百元钱。但当特权与市场相遇，比如股市，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巨额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用于炒股，获得的利润属于自己。几年后，曝出了不少用公家钱炒股票的案子，只不过是当事者炒亏了本金，无法向企业交待而败露。中国航天功臣、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厉建中2006年3月被判无期徒刑，他在担任“琼南洋”和“火箭”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时，让人用1亿元炒股，结果被套住而进了监狱。 于是，中国股市进入了“无股不庄”的时代。199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1,000家，说无股不庄可能绝对了些，因为谁都没有核实过。但要指出一只没有庄家的股票也不容易（有一家民间咨询机构认为，2001年年初深沪两市1,100多只股票中有860只有庄家驻扎，我看这也是一种看似精确的猜测罢了）。早期中国股市就有庄家，可一般不那么张扬，比较典型的是庄家操纵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的股价。1994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1月初的800点一直下滑到7月29日的333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32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32根阳线。界龙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5个多月内，从每股12元一直炒到33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5,000万元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龙模式成了庄家操纵市场的典范，即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若吸纳不了足够的量，就趁势打压震荡，让恐慌盘出来后再买入。等到外界流通的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K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让观众垂涎欲滴。等到想出货实现利润，庄家便买通股评家到处鼓吹，或串联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利用大势突然向好的机会，引诱投资者疯狂抢购。据有经验的庄家介绍，一个做得好的庄股，应该是在上涨时出货，而且是毫不费力，因为抛出去多少股票都有人接单，股价压都压不住。 接下庄家最后一棒的人当然很痛苦，因为他们可能被长期套牢。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股票有人在操纵，恰恰相反，正因为股票里面有庄家，他们才买，这就是所谓跟庄者。只要比庄家先出货，跟庄者也会成为赢家。顾名思义，庄家就是靠聚赌的人为生，庄家让股价出现45度的走势，一如职业妓女的穿着，就是让嫖客能够识别。跟庄者每天晚上也会做功课，认真研究哪个庄家做的图形漂亮，值得投机一把。为了识别庄家，坊间出了大量的书籍，于是，庄家与跟庄者的共生现象成了中国股市的主流。 终于，到了1999年，市场出现了“善庄”的说法，将中国股市的做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以往，跟庄者对庄家是又爱又恨，让他赚钱的庄家就可爱，把他套住的庄家就可恨。可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长庄”模式，股价是长升长有，跟庄者在什么价位上买都能赚钱，股价翻了十倍，庄家就是不出货。一直能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是善人；一直让别人赚钱的庄家，当然是善庄。 当年中国股市最大的善庄是德隆。1992年唐万新和唐万里几兄弟创办了新疆德隆，从事餐饮、娱乐行业。1996年7月31日，由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在上海上市；1997年6月德隆受让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9.02%；同年11月，德隆又购入上市公司湘火炬国家股，占总股本的25.71%，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几个毫无家世积累的兄弟在股市里大把洒银子做慈善，只不过是德隆雇佣的“市场人士”的鼓吹之词罢了。德隆让股价常升不跌的手法在香港等海外股市早就使用过。首先，德隆利用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场价的代价收购国家股，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其次，做高股票价格并质押贷款，也就是说，通过长年的股价上升，赢得银行信任，获取长期资金，供他们“战略发展”；第三，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互相及向外担保套取资金。最后，我们猜想上升的股价也可以为各色人等输送利益，因为只要明示他们买入“三驾马车”的股票就可从容赚钱，这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当然，德隆也通过直接金钱交易买通了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士。我们之所以点名经济学家和记者等，是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声誉，强行为德隆辩护的白纸黑字透露了此间的消息。 顺便一提，“善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做别的庄时也一样“善良”。事实上，当他们打造了长庄的品牌后，也会假模假样地到别的股票上做庄，但拉升后很快就出货，让合作者及跟庄者大倒其霉。 其实，不能够创造价值的德隆等的长庄模式还是脱不了金融市场的邪道——庞氏骗局，即只能通过不断往外拉钱来维持局面，而钱是有成本的，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最终一定灭亡。 中后期的德隆已不能通过上市公司和股市本身来维持庞大的资金成本，只能进入金新信托、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中富证券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从长沙、南昌等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继续运转庞氏骗局。 庄家德隆在市场上大放光芒，引来一批庄家模仿者，他们手上至少有一到两家上市公司，还要入驻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成为各种“系”，如中科系、明天系、成功系、银泰系等等。
（八）亿安科技的“蹦极”游戏(1999-2006)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股，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刑。
（九）基金黑幕(1999-2006)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金黑幕》原文标题是《“基金行为研究”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 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1998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2000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严正声明”，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泰和嘉实——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坦裎相见”，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10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大而化之”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撒尿论”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2000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10天后的12月26日，中科创业开始连续跌停，2000年12月29日收盘时，跌停到19.84元／股。2001年1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1月10日的11.71元／股。不要说在大牛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轻纺城”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中科创业”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1996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1999年春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讲政治，做大势”，正巧赶上“5•19”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的股票做庄，在1999年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5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4个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90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1997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90%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50%，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5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1999年4月和5月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梁是利令智昏。他在1998年7月左右就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焕良给他的“咨询费”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20元／股左右上升至40元／股以上，全年涨幅111%。2000年2月，股价冲上80元／股，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至62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货，从5,000万股一直出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72.88元／股。到了10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35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11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李老师”出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2003年4月，丁福根等6名被告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54亿元，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1,565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90%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了。
十、赌场论中国股市17年(1999-2006) 2001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00年9月12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推倒重来”的帽子。结果，“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2006年的今天。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厉股份”，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吴市场”交相辉映。董辅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 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厉以宁则表示：“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文革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2／3。精确言之，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 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1994年“陆家嘴”以2.90元／股的价格按1∶2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止了。 直到1999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6月14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6月26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7月26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1,903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8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9月底，上证指数1,800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月13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6月13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5天后的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9∶00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2001年8月所谓“世纪大牛股”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1994年6月，银广夏在深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海南省是一样的（2006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1998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80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2000年上涨了501.4%，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2001年3月1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证据:天津广夏1999年的出口额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1／5，而且出口的货物中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2000年仅出口33,571美元，而2001年1-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诚信”，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15个跌停板纪录，从30.79元／股一直跌到6.35元／股，下跌了80%。9月5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7.45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2003年9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8万元。 2001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2001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触动，直至2006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十一、蓝田神话(1999-2006) 2002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们所举的仅是极少数引起股市大震动的案例，它们的情节由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的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18.85%的股权（1999年4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蓝田”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监会。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新四军”。从1996年开始，蓝田股份的利润连年翻番，从1996年的5,927万元到1999年的5.1亿元，2000年才回落到4.3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20元。 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青壳一号”的鸭子，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300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兆玉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2000年1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 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2001年10月26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180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12月12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刘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50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 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2001年9月21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生态农业”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长、会计师、董秘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5月31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 2003年5月23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0亿，农业银行9亿），而且让25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2006年7月3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83名原告赔偿540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而，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官倒”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1,000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1,100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33元／股跌至最低4元／股。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1.2亿股，成本在24-27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8元／股左右，损失了10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年4月，代表高科技已达4年的大牛股“东方电子”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1997年1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6,830万股、流通A股只有1,720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2000年年底，总股本达到91,795万股，股本扩张了6.72倍。然而，东方电子的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1997年度的7,061万元增长到2000年年底的47,296万元，增长了6.7倍。同时，东方电子的股价在4年中有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 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20%-30%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2000年为35%。我曾在1997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40%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1994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1.6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10天卖出3,450万股，筹资5,520万元，全公司800多名职工中有774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1,000万股。1997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20%的规定，有69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到了2000年5月24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20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嘛。 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一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6,000万元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5,000多万元。1998年，东方电子又把所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1亿元。1999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2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1997年首次赚取5,000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投资收益”。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4-6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10-12月要做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1,242份，合同金额17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 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10.39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17亿元而被判处1年至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款5万元。2003年12月，10.39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A级企业，一度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1/4。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 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最恶劣情况)，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2002年6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1,500点的政策底部。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1,748点后再也无力上行。但从6月24-26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胜利大逃亡”。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2001年10月已宣布“暂停”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停止”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暂停”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停止”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停止”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2006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只延续了2年多时间，又在2005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 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6•24”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6•24”阳谋。“阳谋”语出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阳谋”。 2002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2001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在2002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不熟不做”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
十二、周正毅(1999-2006) 2003年的中国股市平淡无味，继续走熊。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成为新总理，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是在2002年12月底才上任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股市中，这意味着不值得什么预期。 2003年的中国股市值得一提的是非典型肺炎，尽管首例“非典”发生在2002年11月16日的广东佛山，然后由广东蔓延到全国。当然，真正让中央重视的是“非典”扩散到了北京，为此免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两位高官。而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五一”长假休市也被迫延长。由于“非典”造成万人空巷，一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延期，而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有的在露天举行，有的则通过电视电话进行。不必去证券公司委托的网上交易却大为盛行，2003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非典”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府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语言乃至政治文化中，典型才是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非典型意味着不是主要的。“非典型肺炎”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是一种离奇古怪的传染病，只要稍加控制，不会传染给许多人，历史上的鼠疫、天花，哪怕是流感，都是“非典型”的传染病。可是在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任何非典型的问题或危机，如果不对它加以重视，尤其是应该让公众社会有知情权，否则非典型也会成为典型。所以，不管是在“非典”事件的后期还是其后几年出现的禽流感，由于政府及时让公众了解真相，再也没有引发危机。同样，股市也是个非常讲求知情权的所在，中国股市的许多危机开始时也许是非典型的和次要的，但由于大家的疏忽，最终演化成一场行业大萧条。 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的丑闻。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丑闻并没有实质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进程，也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知识。不过，它们对那些惯于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人，尤其是海外人士，倒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是1999年由一位英国小伙子胡润（中文名）搞起来的，说是福布斯排行榜，其实是胡润带着比他更年轻的几个助手在中国内地张罗的，然后挂靠在《福布斯》杂志上。后来胡润与《福布斯》闹翻，与《欧洲货币》有过一段合作，最后干脆叫胡润排名榜。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美国就带有娱乐性质，到了中国后更夸张了，无非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罢了。因为在一个充满地下经济逃税漏税和财富混沌暧昧的土地上，靠胡润几个人去做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人们经常嘲笑中国富豪榜成了问题榜和丑闻榜，以为是富豪榜让这些富豪出了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的富人并不是被胡润们捕捉到了，而是富人经常故意露脸的结果。至少在中国内地，一个经营正常的富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或社会地位，一般不会自动暴露，无端引来各种势力的注意。只有那些急需信用或者说快要出毛病的富人才会在社会露脸，为自己为借钱给别人和机构壮胆，这样的富豪，进入排行榜后是很容易出事的。这不仅是大陆，台湾地区也有。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份有名的杂志《财讯》上刊载了一个曾经是台湾股市的新贵，他吹嘘自己现在在上海开发房地产是多么的成功，然后又说他所控股的一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大陆企业业绩良好得让人羡慕。我早就知道这个台湾新贵，但过去他一直很低调。我非常好奇，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大陆企业里的朋友询问，才知新贵已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的财务早已发生问题，而这些文章可能是财经公关公司安排的吧。顺便一提，胡润2005年又搞起了中国富人募捐财富排行榜，但同样让人生疑，例如名列第二位的杨澜是中央电视台的前主持人，她和丈夫吴征的事业看上去很红火，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和吴征共事或对吴征有所了解的人都对此摇头不已，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真正的奉献。 2003年引人关注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是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周正毅2002年的身价为27亿元，中国富豪排行列第11位，上海富豪排行列第1位。周正毅在内地名气不大，却在香港招摇过市，被称为“上海首富”。周正毅1960年出生于上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做过不少生意，但真正发大财是在1995、1996年间，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他收购了五六十家公司的职工股，当初购进时的股价大多为二、三元，价格很低，但上市之后价格惊人，一般都有几倍的涨幅，有的甚至高达几十倍。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自称赚了好几个亿。 很多人都不相信周和毛的话，周后来经常吹牛，但这可能是真话。发行市场通常叫一级市场，流通市场叫二级市场，当时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市场叫“一级半市场”，即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前的交易市场，不少人因此暴富。我有位朋友仅收购了一家企业的500万元职工股，上市翻了20倍，成了亿万富翁。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简单”地创造出中国股市富豪有两次机会，一个是90年代初购买新股的认购证，另一个就是一级半市场的淘金者（我们在其后的“个人投资者”章节中还会分析这个现象）。 1997年，周正毅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这是一家控股公司，是他所有企业的旗舰，旗下有数十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被称为农凯系。农凯系掌控的上市公司有5家——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上海地产和商贸控股，后两家在香港上市。我们已说过，所谓的企业系，一定有金融机构平台，周正毅也不例外，他曾控制富友证券和大通证券两家证券公司。 周正毅在上海和香港打出了两套不同的策略。在上海和内地股市，周正毅异乎寻常地低调和谨慎，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的人知道他的底细。但在香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周正毅以8,600万港元购入香港富人成堆的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的900多平方米的豪宅，又用了3,000万港元装修。然后于2000年向警方报警，声称自己失窃了130万港元现金，引起香港媒体的关注。周正毅和杨恭如等香港娱乐圈女星过往甚密，在媒体娱乐版面上而不是财经版上频频露面，让人对他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大为欣羡。等周正毅在香港进行了两次收购动作后，“上海首富”的头衔落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正毅有着不错的眼光。他先花气力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股份，更名为上海商贸，然后将上海商贸的全部股权抵押给中银香港，从而获得21亿港元的授信额度。接着，周正毅用其中的15亿港元收购接近六成股权的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当时这家公司的现金储备便有19亿港元，市值却只有20多亿港元，被严重低估。 周正毅在内地做庄的徐工科技的基本面也相当不错，各地的公路建设和大兴土木为公司带来庞大的订单，2006年被海外私募基金凯雷收购并非偶然。周正毅大肆在上海收购地皮，他看中的都是好地皮，如静安区“东八块”地块，属上海市最大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周正毅的主要问题是在上海和香港两线作战，又经营这么多公司，资金链太紧张了。他以“上海首富”自居，不考虑“上海”在政治格局中是多么敏感的字眼，最终在中银香港给他的21亿元贷款上栽了跟头。中银香港的行长刘金宝此时正在被追查，并在不久后被逮捕，刘的发家之地也在上海，他与周正毅及其他上海的渊源是很容易让人顺藤摸瓜的。 周正毅的农凯系土崩瓦解，他和妻子毛玉萍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服刑。周正毅的两项罪名是内地人所熟悉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刑3年。操纵股价，名符其实，农凯系从1999年6月至2003年5月间，最高占有徐工科技流通股约96%，股价上涨了400%。后一个罪名却很别致，它在新《公司法》2006年1月1日通过后已消失。因为新《公司法》再也不强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一步到位，投资公司可以用五年时间缴足。当然，人们也明白，周正毅的后一项罪名只是一种安排，否则早就有成千上万个中国企业家被不合理的旧《公司法》捉进监狱去了。 2001年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其实是在2002年落马的，但他2003年被判的18年徒刑倒是意味深长。他的神奇经历对海外的震动要比内地股市来得大。杨斌是个退伍军人，后成为荷兰公民。1998年，杨斌成为内地A股广华化纤的第一大股东，并在1999年改名为欧亚农业，股价从9元/股涨到28元/股。 他的最大手笔是在沈阳建立“荷兰村”地产旅游项目，其中的大部分(3,000亩)竟然是政府划拨，也就是无偿赠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头大有学问。2001年7月，杨斌把“荷兰村”等项目打包在香港上市，公司也叫欧亚农业，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2年9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停牌，原因是中国证监会函告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存在涉嫌业绩造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公司自称1998年至2001年总收入达21亿元，但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结果是杨斌所有的公司资产总收入不足1亿元。 杨斌真正让人觉得他是个折腾高手的是，2002年9月25日他自称获得朝鲜委任为新义州特首，但他还是在10月4日被捕。2003年7月14日，杨斌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作为经济犯罪，这个判刑是很重的，只有管金生等少数几人有此待遇，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事发后还要折腾一番。 艾克拉木•艾沙由夫是2003年胡润推出的中国富豪第22位，但这种以流通市值计算的办法，对艾沙由夫来说只是纸上富贵罢了。艾沙由夫是新疆上市公司啤酒花的董事长，他控制这个股票也像德隆的长庄，居高不下，却怎么也不能套现。2003年11月3日，扛不住的艾沙由夫跑了。公司涉及担保额17.87亿元，应收款2.65亿元，其他应收款1.95亿元，逾期贷款1.4亿元，预付账款4.88亿元。于是，股价从16元/股跌到4元/股，连续14个跌停板。 引人注目的是，艾沙由夫曾担任新疆人行金管处处长。人行金管处在当年权势很大，像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和我们下文会提到的早年在深圳市场最强悍的券商君安的董事长张国庆都坐过这个位置。不要说金管处处长，只要在银行中稍有实权，如果没有职业操守的话，就可能获得极大的财富，在那些长庄的“老鼠仓”（即知道内幕信息的跟庄者）中，银行中人一定不少，因为他们是资金的供应者，当然明白庄家的运作详情。艾沙由夫也失踪了，中国证监会只能判他个证券市场永久禁入。问题是他换张脸孔或换个身份通过QFII进来，谁拦得住他？ 许多年前，我曾问过台湾《财讯》的一位资深编辑，当年台湾的地雷股制造者和庄家的命运如何？他说很多人到处逃亡，命运悲惨，最后甚至流落街头。16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制造出一批流亡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的多翻空投机家“辽国发”公司的高岭兄弟、中科创事件的吕建新（吕梁）和朱焕良、亿安集团的董事长罗成、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2003年9月逃亡日本）、民丰实业董事长孙凤娟(2002年10月)、四砂股份董事长李协平(2003年年初)、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2004年4月)和南方证券董事长沈沛，等等。 2003年真正让人看到希望的是香港股市，“非典”之后，香港市场的H股开始了一波壮观的大牛市。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他一反不买海外股票的惯例，开始持有H股中石油。这震动了海内外的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信服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内地人士，他们平日只在书本中揣摩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和宝洁等美国公司的理由，现在有机会买入一个自己所熟悉的股票，又能分享巴菲特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2003年上证指数轻易下行至1,500点以下，创下新低1,307点。尽管年终收于1,497点，要比2002年收盘价上升10%，可是中国股市仍然前途未卜。
十三、铁本事件(1999-2006) 对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这三位老同志来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是他们仕途的终点。但从第四任主席周小川开始，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周小川升任中央银行行长，实现了他做中国格林斯潘的梦想。第五任主席尚福林来自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也是个有为又懂得为官之道的人物。尽管我在写本书的时候，尚福林仍是中国证监会的主席，但这个位置和经历应该是他上升的一个中转站。 2004年2月1日，又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晚间七点播报了由国务院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这种政策形式在中国股市史上还是首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它不似以往那样，采用发布直接利好措施来提升股市，只让市场亢奋几天就失去了兴趣。“国九条”是战略性的和纲领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以为然的人也可以说它空洞无物），试图从整体上来统筹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将一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搬上了台面，那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国古语有“朝三暮四”的说法，尽管把中国投资者比喻成被驯养人调教的猴子很不雅观，但事实上它确实还要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进一步而言，当年的“国有股减持”还不敢提“国有股流通”，现在索性是要让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轨了。事实也证明，此后两年多的中国股市就是围绕着“股权分置”问题转的。 自2001年起，中国股市已持续了3年的熊市，人们以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牛市重临，于是大举建仓，看多市场，从1月份的1,600点以下一直做到1,783点。但这只是熊市中的一个大反弹，就像一头冬眠的熊迷迷糊糊地走出树洞，看了看外面，仍是冰天雪地，便回转身再入树洞睡觉。熊市里的大反弹是最能迷惑人的，有许多已避开3年熊市的人，在这轮行情中惨败，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引发反弹仓猝结束的大背景是4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膨胀，全年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3%。最醒目的指标是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2.6%和121.9%，2004年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投资膨胀又助长了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03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新增贷款1.78万亿元，已接近2002年全年的水平，而2004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了19.2%。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政策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通缩，令人惊讶的是，它现在似乎拉动了全球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因素”，与2000年时的“因特网”一样，成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原因，只不过一个是实物经济，另一个是虚拟经济。中央政府在4月25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手段，严肃查处“铁本”违规建设钢铁项目。 这种做法让我联想到1993年宏观调控时的长城大案，尽管很多人早已忘了这件事，其实将它与“铁本”案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宏观调控手法的进步与不足。 1993年3月“长城”案发时，我正在北京采访，发现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者官员们都哑口无言，知道这事的厉害。“长城”是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简称，公司的总裁叫沈太福，他从1992年6月到1993年3月，短短的10个月内在全国集资10多亿元（约合1.2亿美元），涉及上到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近20万人。最后，沈太福被枪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20年徒刑。 沈太福集资的项目是一个叫“调速电机”的发明专利，据说比普通电机节电20%-70%。从1989年长城公司成立到1992年5月，沈太福虽然只用了10万元就买下了发明，但等到通过国家机电部鉴定，已欠下北京数家银行近5,000万元的贷款。在今天，沈太福可以找风险资本家投资，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于是沈太福在《技术合同法》里找到了融资的依据，那就是技术合同是可以转让的，“价款和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沈太福把整个专利拆开来卖，跟一个个出钱的人签合同，集资开发电机，出钱的人谁也拿不到专利，沈太福给他们的月息是2%，加上国家科委公开支持及大小媒体的鼓吹，长城在短短的20天里就集资了2,000万元之多。由于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国务院管辖下的同级部门，后者眼睁睁地看着全国老百姓把钱从国家银行往长城公司那儿搬。直到1993年利息为9%的国债也发不出去，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央行下达了制止长城非法集资的文件。 此时长城公司已将10亿元资金用去2亿，若按央行的要求还款，公司肯定得负债累累，沈太福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孤注一掷，决定把事情搞大，向法院状告央行，要求央行宣布整改文件无效，并赔偿损失1亿元。也许就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要了沈太福的命。 10年后的铁本涉及的是超百亿元的项目。“铁本”的全名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老板戴国芳是个常州民营企业家，他早年回收废铁，加工卖掉，后来通过承包租赁濒临绝境的5家国有钢铁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10月，戴国芳成立了铁本公司，到2003年，铁本的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年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同时，戴国芳被一份杂志估计身价有2.2亿元。 民营资本的天性就是扩张。2002年，戴国芳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内超过世界排名第五、产能2,000万吨的宝钢。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先后获得9,400亩土地，成立了7家合资、独资公司，将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子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2003年6月，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铁本临江钢铁基地项目正式展开，原来设计项目规模是200万吨，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最后变成了840万吨，实际投入105.9亿元。 活该铁本倒霉的是，2004年年初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调查三农问题，偶然听到“常州有家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的说法，临时去搜寻，找到了铁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对此非常重视，2004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苏，召来常州市领导听汇报，4月初，温家宝和前总理朱基亲临常州调查铁本问题。4月19日，戴国芳等人以偷税漏税的行为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两年后的2006年4月19日，戴国芳仍没有被法庭审理。 用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整顿事件来敲山震虎，这是一种成本较小的调控方式。几年前，在人们对富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影星刘晓庆因偷税漏税入狱。刘晓庆的个性不一定讨人喜欢，可她在这件事上却没有引起公愤（她不是因富有而讨人嫌），反而受人同情。铁本未经中央批准“滥用”国土资源圈地扰民固然违法，但戴国芳建钢厂未必不应该。 其实，中国的计划经济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换句话说，有些人总认为他们比别人理智聪明，有权来配置资源。不仅是负责审批的官员如是想，一些自以为有经验的企业家也有此病。在2004年中国汽车业还未起飞前，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档节目，请联想总裁柳传志等一批明星企业家评点浙江民企吉利老板李书福的“造汽车梦”。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汽车业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产业经验的李书福没必要去做。李书福也很可爱，嘴巴说不过这批所谓的“企业家”，但他执着地坚持一句话：“我就是要做汽车。”观众本来对李书福有些怀疑，但一对比这个场面，都认为李书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后来，吉利汽车远销海外。最近上海也打算生产自有品牌的汽车了，比起吉利，上海汽车产业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他们就是担心自不量力，直到吉利成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的审批人士经常挂在口上的是重复建设和技术水平不够，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回收废铁的戴国芳已经建起了一个产能100万吨的钢铁工厂。同样，彩电大王的长虹是最后一家获得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厂家，冰箱业龙头科龙也是最后一家允许生产冰箱的厂家。最后一家，其实也就是努力争取得来的“准生证”。除了市场之外，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企业能否成功以及企业家的才能如何。 在铁本事件方面，它受到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和外资。宝钢股份在2004年4月曾明确表示近期不再融资，但4个月后又增发50亿股合计280亿元新股，用于公司整体上市。而早在4月22日，也就是戴国芳被捕3天后，与常州仅距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内，投资17亿元的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却开业了，该公司的总裁递交申请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内就拿到了园区颁发的营业执照，顺利得简直让国人发疯。另一方面，与铁本同是典型同是民营企业的宁波建龙却化险为夷。位于浙江省的宁波建龙投资12亿美元和年产600万吨的钢铁项目也是未经国家批准，且采取了与铁本极为相似的操作模式，而且早在2003年年底和2004年2月初，国家有关部门已到建龙调查，但迟迟未见结论。最终还是在“铁本事件“的三周后，由中央电视台率先报道了该事件。宁波建龙的背后是民企富豪郭广昌，显然，郭广昌要比戴国芳有办法得多，最有幽默感的是，在“铁本事件”两周年左右，被责令停工的宁波建龙又上马了。 “铁本事件”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为前文在叙述1996年中央与深沪地方政府股市博弈中已有所提及。中央要干预和调控地方，是担心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的政绩，不惜制造泡沫，然后由银行买单，四大行坏账累累就是明证。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套用一句老话，用GDP增长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可能是最好的硬指标。
十四、德隆前传(1999-2006) 导致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另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虽然市场对它的失败早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2001年中科创业庄家出事后，人们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德隆身上，各种媒体舆论都试图寻找突破口，给予德隆致命一击。其实，庄家操纵股价的模式已经非常清晰，做高股价进行质押融资然后继续操纵股价再质押融资，循环往复，这种模式只是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做是需要资金成本的，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如果内在系统没有创造出与成本相匹配的价值，它一定会崩溃。 尽管谁都知道德隆在做违法和危及金融系统的事，可谁都动不了它，银行照样贷款给它，并听任它把触角伸向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银行，通过上市公司的互相担保、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继续走着它的不归路。 到2002年，几乎所有的庄股都奄奄一息了，只有德隆系的上市公司股价逆市而行，与此同时，唐氏兄弟中的唐万里还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次对德隆集团作出了政治肯定。另一方面，德隆发动财经公关机器，请了大量世界著名的策划管理咨询公司为它包装，花了不少银子。有意思的是，有个博士先写了一本美化德隆的书，德隆出事后，又写了一本有关德隆内幕的书，大发横财。 其实，德隆内部早已岌岌可危，除了当家人唐万新之外，所有的内部人都觉得应该收手，承认失败。但唐万新一意孤行，他认为只有不断做大，大到让国家都没法收拾的地步，德隆反而更安全。这可能就是唐万新的“智慧”吧，当一个人的牛皮吹到超出旁人的日常经验时，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德隆的最大卖点是自称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整合行业，而且不是整合某个行业，是承担国家“发改委”的功能，整合许多行业。我们可以看看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是怎么搞的。 新疆屯河要整合四个产业——番茄、果汁、制糖和水泥。公司的番茄生产能力超过24万吨，产能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到底产生了多少利润，公司从未披露过。也就是说，番茄产业是为新疆地区的就业作出社会贡献。关于果汁行业，公司曾与业内最有名的汇源果汁合资，并占51%的股份，却没有实际控制住企业，还是由汇源方面的管理层说了算，2003年，合资公司失败。公司进入制糖业是在2002年，及至德隆崩塌，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新疆屯河在水泥行业的拓展最为成功，不过不是整合，而是将它收购的新疆第一大水泥上市公司天山股份当成了提款机。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虽然新疆屯河在2003年7月才获准收购天山股份，但早在1999年3月，天山股份以表外立账等方式与德隆系发生委托理财等关系，一边隐瞒利润，一边为德隆提供资金，及至事发，已达20亿元。 事实上，唐万新这个想模仿19世纪末摩根财团整合铁路等行业的狂人，后期只不过成了一个融资员罢了。在检察机关讯问唐万新的笔录中，唐万新自称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发生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证券营业部等事件。为了应付危机，唐万新等人每天都要开“头寸会”，根据每天现有的“头寸”（所有的下属金融机构的日现金余额的总和）排列解决危机的顺序，各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兑付危机占业务量的80%左右，剩余的就报到“头寸会”上来解决。到了2003年10月以后，德隆所控制的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新的资金进账，唐万新就调德隆产业和银行的资金或者向朋友借款来应付兑付危机。 到危机爆发时，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企业负债340亿元（200多亿元未兑现），实业企业负债23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及担保167亿元)。仅德隆系控股的德恒证券一家，就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的方式，向413家单位和772名个人吸收资金208.9亿元，至案发时尚有68亿元未兑付。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德隆明目张胆地挑战法规，无人敢管，最后只有“自我爆炸”。2004年4月13日的股市上，合金投资跌停；4月16日，9点30分股市开盘，40分钟后，新疆屯河跌停；同日10点35分，湘火炬跌停;10点45分，合金投资再次跌停。人们终于看到德隆崩溃的一天。到了2004年6月30日，湘火炬从1月30日的15.31元/股跌到3.33元/股；新疆屯河从1月30日的14.42元/股跌到3.30元/股；合金投资从3月31日的26.95元/股跌到4.36元/股。 唐万新于2004年12月17日被拘捕，同时被捕的还包括德隆的60余名员工。2006年春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唐万新仍认为他是在向股神巴菲特学习，集中持有股份。是的，巴菲特曾集中持有可口可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可口可乐的业绩不断上升，股价也持续上升。而德隆集中持有新疆屯河等股票，公司的业绩根本就不行，于是，庄家唐万新只能靠自己来划出一条持续上升的价格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是在创造价值，而唐万新的长庄是在毁灭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2004年8月，由专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与此同时，央行注资德隆，资金多少没有确切的说法，170亿元或73亿元都有。央行巨资援救一家民企，这还是第一次。 在特种民企德隆的崩溃声中，2004年6月28日，新和成等8家民企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标志着中小企业板市场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原来叫创业板市场，2000年准备开业，所以深圳交易所在2000年9月就停止上市新股，中国证监会有将上海定位为主板主场和将深圳定位为创业板市场的意图。没想到股市风云突变，市场越来越乱，2001年11月7日，朱基总理在文莱表示，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在证券市场未整理之前，如果贸然推出创业板市场，担心会重复出现主板市场的错误和弱点。这番话确有先见之明。世界股市真正成功的创业板市场只有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香港的创业板市场自创立以来就浑浑噩噩，成交低迷。我当时也提出，中国的主板市场就是创业板，风险大，收益却很低，很难想象再搞一个比主板风险还要大的市场，会如何是好。不过，迟迟未开创业板市场的深交所却因此不能上新主板上市公司，变得日益边缘化。2004年的中小企业板市场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8家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天，就创造了不少亿万富翁，仅德豪润达一家公司就有4位，而大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以17.4亿元位居榜首。 但就在十个交易日后，8只新股中的江苏琼花发布公告，说它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其中一家接受委托的机构德隆系的德恒证券已出现信用危机，不知能否收回投资，等等。市场一片哗然，消息传出的当天，江苏琼花股价大跌6.75%，并拖累中小企业板整体走低。这种事在主板市场屡见不鲜，但毕竟是众目睽睽的中小企业板啊。6天后，中国证监会以惊人的速度表态，要对江苏琼花立案稽查，并对保荐人进行处理。11月3日，江苏琼花的正副总经理辞职。
十五、股改(1999-2006) 2005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管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只有共同基金元气尚在，主要在一些大型蓝筹股里互相抱团，取暖过冬。 中国的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时发挥了作用。既然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出台什么利空市场的政策对社会稳定不稳定也就那么回事了。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终于说服了国务院，开始宣布要从根子上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 中国证监会征求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据说有几千种，但最终发现面对千差万别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政府终于明白，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和市场主体要比他们更为聪明，说得更准确些，仅在这个问题上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终于让证监会失去信心，把股权分置这个难题推向市场来解决。 让人感慨的是，中国证监会最后还是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人们还是接到通知，要注意和控制这个利好消息发布后股价暴涨所产生的影响。而市场中人听到这个通知后却是哭笑不得，这好比最寒冷的严冬到来时，却让人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就走远了。2005年4月29日，上证指数收盘是1,159点，到了2005年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998点。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股市环境救了自作聪明的证监会，市场早已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底部，“股改”的宣布又让它过度暴跌了一把，但力量已经有限了。 由于已停止融资，从2005年到2006上半年，中国股市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机构都在忙着一件事，围绕着股改运动。真的，它是一场运动。 股改的核心就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赎买流通权，俗称“补偿”。宝钢的独立董事单建伟在媒体上发文，抗议这种不合理“补偿”，企图影响中央政策。但人们很快发现，单建伟是入主深发展银行的美国私募基金新桥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他心疼自己刚投入深发展的钱贴给了流通股东。事实上，股改的补偿对象是A股股东，而不是B股和H股股东，这就很说明问题，非流通股不在B股和H股两个市场流通，不会因为供应量的增大影响它们的股价。 股改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当年的土地改革，中小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在过去非流通股股东占2/3的情况下，不要说中小股东，连机构也奈何不得上市公司。两年前，招商银行因发行可转债，惹来众多基金和券商的强烈反对，最后还不是乖乖服输啊。这次不同了，非流通股股东是“索赔”对像，没有表决权，同意不同意流通，完全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按规则，必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 参加第一批试点的四家公司中，至少有两家还不适应这种流通股股东享有民主决定权方式，“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号称“湖南首富”的梁稳根2005年5月14日约见媒体时，抛出了“大猪拱食小猪别闹”即著名的“猪论”：“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人们愤怒了。梁稳根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非流通股股东表功，他似乎在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但包括梁稳根自己，谁都明白非流通股股东才是这次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在过去，人们再怎么表示愤怒，梁稳根都可以毫不在乎，但这次他不仅让手下数次道歉，而且“大猪”修改了补偿方案，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案是10股送3.5股和8元现金。 清华同方的方案是每10股送3.56股，比其他两家(金牛能源每10股送2.5股、紫江企业每10股送3股)要好。而且，以后的股改对价支付方案也证明只要高于每10股送3股的水平，一般中小股东都能接受。但清华同方却成为四家股改公司中唯一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因为流通股股东赞成比例只有61.91%。 清华同方的股改失败给了后来者许多经验。首先，有基金等机构持有大量流通股的上市公司较易通过，在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基金持股分别占整个流通股的25%和15%，而清华同方只有4.5%左右。所以，梁稳根的“猪论”并不影响三一重工以93.41%的高票通过。其次，也有比清华同方流通股股东更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但清华同方是历史上被炒作得离 谱的高科技股，历史最高价一度接近72元/股，最高复权价位高达200元/股，而目前的价位只有10元/股左右，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又不见起色，投资者对清华同方的对价要求就比较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股民要求清华同方修改方案时，后者自恃对价已送得够高了，拒不同意，结果失败。以后的上市公司学聪明了，股改时宣布第一次对价方案时早已为修改预留了空间，然后一定会修改一次，态度很好，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为了股改成功，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手段向流通股股东拜票。拜票这个术语是描述民选候选人如何向选民拉票，但用在这里也是很贴切的。不过，股改的上市公司在向股民拜票时，有时会按每股多少钱向证券营业部购买赞成票，这就是“贿选”了。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各自表述。常用的是送股和派现金的方式，这也就是前四家试点的模式。在第二批42家试点公司中，有34家推出了送股方案，占80.95%，其中最高的每10股可以送5股，最少的是每10股送1股。派现一般是配合送股，也有上市公司采用缩股和送权证，但不多。 除了这些送股派现外，有些上市公司还有辅助条款，如中国证监会本来要求股改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12个月内不交易或者转让，有的股改公司就延长禁售期，从24个月到几年不等。又如中国证监会规定，在禁售期满后，非流通股股东应承诺，出售股份的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超过10%，有些公司就承诺，在禁售期满后，在一定期间内保证最低持股比例。还有的如宝钢集团承诺旗下的宝钢股份价格如低于4.53元/股，前者将累计投入不超过20亿元的资金增持流通股，这个承诺变成了投资者大批套现的靶子，宝钢集团用完了20亿元，股价还是跌破了4.53元/股。 股改是一场运动，既然是运动，就是一个大萝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随之出台，从目前的个案看，管理层设计的奖励目标让我们这些外行都跃跃欲试，说得偏激些，哪怕是个傻子，也能拿到激励，只不过是多少而已。 到了2006年春天，参加股改的市值已超过60%，没有通过股改的公司却只有10家，主要是与流通股中的较大持有者的谈判没成功，这些对手往往是基金和被套的小庄家。最有趣的是，金丰投资套住一位专写改革的名作家周梅森，而且套得不少，周梅森奋笔疾书，写了类似《我控诉》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当然黄了。 接下来的股改会越来越难，因为前面的上市公司有把握才会进行股改，后面的公司就是有各种困难的了。少部分未股改的公司有何结局，在2006年春天还不是很清楚。毕竟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是万恶之源，现在快要解决了，它真的那么神奇吗？ 我不这么看。中国股市早就有全流通的股票，如我们本章最开头提及的上海股市“老八股”中的大多数股票，但谁也没去研究没有股权分置，它们究竟有多么好。 ——中国股市，仍是雾里看花。
附录一：《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人民日报》96年12月16日 今年４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步回升，１０月以后出现暴涨。从４月１日到１２月９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１２０％，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３４０％。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是罕见的。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８００多万，总数超过２１００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股市因何出现暴涨 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根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第一，从市盈率的国际比较看。以１２月９日为例，上海市场平均市盈率达４４倍，深圳市场达５５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都在２０倍左右，例如纽约市场为１９倍，伦敦市场为１７倍，德国市场为２９倍，香港市场为１８倍，新加坡市场为２１倍。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第二，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看。去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税后利润０•２５元，今年上半年为０•１４元，也就是说，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可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股价。第三，从违规活动与股价指数及成交额的联系看。今年以来，市场违规活动呈递增趋势，二季度末以后明显增加，与此对照，股指飞速上升，成交额急剧增加，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从个股看，股价全面上扬，经常全线“飘红”。１０月以后，少数亏损企业的“垃圾股”也被炒到七、八元钱甚至还高，被称为“鸡犬升天”，令人不可思议。从成交额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日均成交额，今年９月份为８７亿元，１２月后达２００亿元以上，12月５日这一天竟达到350亿元!约相当于香港股市最高日成交额的三倍，而我国股市可流通股总市值只相当于香港股市的１／１０，这就意味着股票交易过度投机明显。 当前股市超常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飚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他们一掷亿金，不计风险，成则腰缠万贯，败则贻害国家。这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第二、银行违规资金入市例如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在安徽古井贡酒和济南柴油机两家公司发行股票期间，分别拆借资金１１７•５９亿元和４８亿元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炒买股票。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推动了股价的上扬。第三、证券机构违规透支例如中山证券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在江苏索普和青海明胶两公司发行股票期间，违规透支１６•５亿元买股票。第四、新闻媒介推波助澜一部分报刊、电台、电视台、声讯台的股评节目和证券咨询机构极少进行风险告诫，而是一味鼓噪，有的甚至传播谣言，误导股民。一些非法出版物信口开河，发布“大牛市赚大钱”一类毫不负责的言论，以此招徕读者，牟取利益。第五、误导误信股民跟风实际上股票市场没有永远的多头，总是有涨有落， 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由于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股票上升时期新入市，没有摔过跤，缺乏风险意识，轻信舆论误导，误认股市必能不跌。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不可忽视。由于今年抑制通货膨胀成绩显著，银行对新增储蓄取消保值贴补，又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不少市民认为储蓄存款收益率了，不如炒股，风险不大，获利更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去年定期储蓄存款利息为１０•９８％（一年期），但去年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为１４•８％，存款实际利率为负３•８２％，也就是说存款贬值了。今年调整后的存款利率为７•４７％（一年期），但零售物价指数只上涨６•２％，实际存款利率为正１•２７％，储户得到的实利比去年多。银行储蓄仍然是收益稳定、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目前中国股市的过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灾。当时，美国股市也是一片涨声，在纽约，连出租车司机和街头擦皮鞋的都加入了股民大军。不管什么阶层的人，见面几乎都是议论股票，没有人认为股市会跌。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在这种气氛下，股指一路狂涨，到９月达４５２点。但好景不长，终于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崩溃，从１０月开始一路狂跌，一直跌到１９３２年的５８点，使很多银行、公司和个人都倾家荡产。中国的股民，应从全球多次股灾中汲取教训。 股市有涨必有落 考察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缓涨可能缓跌，暴涨必然暴跌，这是各国股市的一条共同规律。八十年代，***证券市场高度泡沫化，日经指数从１９８８年初的２１５６４点一路上涨，到１９８９年底涨幅达８０％，但从１９９０年初的３８９２１点开始一路下跌，到１９９２年８月跌到１４１９４点，跌幅达６３％，之后长期低迷，始终在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多点之间徘徊。我国证券市场在过去短短几年中，股票指数出现了三次大起大落。以上海为例，第一次从１９９２年月的１４２２点跌到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的３９４点，第二次从１９９３年２月的１５３７点跌到１９９４年７月的３３４点，第三次从1994年９月的1033点跌到１９９６年初的５３７点。在这三次大的波动中，大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被套牢，或者被迫“断臂割肉”，蒙受很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使证券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况。暴涨所以会导致暴跌，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价格决定于价值，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情况只会是暂时的、短期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和绝对的。在一般情况下，股票价格主要是由上市公司业绩决定的。就某一个上市公司而言，经营业绩可能会因某种特殊的商业机会或发明创造而在一定时期内 高速增长。但绝大多数公司的经营业绩是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上市公司即使比一般公司经营业绩好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因此，作为体现上市公司群体股票价格水平的指数，无论是综合指数，还是成份指数，都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的，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正是由于这一内在规律的作用，一些国家股市在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后虽必有涨落，但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超常的大起大落，而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一旦出现大的起伏，也是其国民经济状况出现异常的一种必然反映。但在中国，由于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股指的暴涨暴跌并不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而主要是反映了市场的投机程度。换句话说，在市场发展初期，股市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参与者的过度投机。股市出现暴涨暴跌，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社会，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例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２３％，一周内累计跌幅达３１％，市值损失一万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１９９４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月之内，股市狂跌，墨西哥比索贬值１／３以上。不仅几乎导致墨西哥经济的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对世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股市暴涨必然带来暴跌，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不以为然，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样。目前的股市已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孕育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需要引起投资者足够的重视。道•琼斯指数今年涨了２７％，１２月５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出来提醒公众，股市存在非理性的过热因素。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恢复理智吗？ 坚持“八字方针”规范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不成熟的成长阶段。证券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需要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富有经验的监管力量，具有投资理念的投资者队伍，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制度、公司制度和财会制度。这些条件相辅相成，构筑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欲速则不达”，不顾客观条件搞泡沫经济，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延缓市场发展的进程。这是国际证券界的共识。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去年提出了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完全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根据“八字方针”，证券监管部门把制定法规，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作为主要任务。１９９２年底以来，国家颁布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依照这些法律、法规，在国务院领导下，证券监管部门在规范和培育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证券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台阶。上市公司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３家发展到今年１１月底的５０１家，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和转换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债券市场也获得较大发展，为深化财政和金融改革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在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经验。今年４月以来，证券市场逐步走出前两年的低迷状态，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面对市场出现的各种违规行为，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了监管力度：第一，自７月２４日以来，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等行为的通知》、《关于防范运作风险、保障经营安全的通知》、《关于严禁信用交易的通知》、《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自营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通知》、《关于严禁操纵市场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稽查工作，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等一系列规定。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的知》，要求市场各方面注意防范风险，加强风险宣传，告诫投资者，买卖股票的风险只能是自己承担。第二，处罚了一批违规案件。现已对违规拆借资金的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已明确规定，今后凡利用银行拆借资金炒作股票的，主办行长一律撤职并调离银行工作。对在股票申购中违 规的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中山证券公司等４４家机构处以警告并罚款。对违规给客户透支的深圳发展银行和海通证券公司等处以警告并罚款。对不及时刊登《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处以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两名副总编被停职检查。对两个证券交易所的违规行为也予以通报批评。 进一步抑制过度投机 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我们要予以高度警惕。证券市场的风险往往是系统风险，关系经济的全局和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注意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几年以来，特别是近期股市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规范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过度投机是市场不成熟的反映。在我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抑制过度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想抑制过度投机，防范市场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抓紧抓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法规，理顺体制，并切实加强和抓好市场监管工作。针对目前情况，要本着加强监管，增加供给，正确引导，保持稳定的原则，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进一步加强监管。近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次对证券经营活动中违法违规情况的普查。先由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审计厅、证管办等单位组织本地公司进行自查，在此基础上由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单位组成若干联合检查组，对重点地区、重点大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要彻底切断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炒作，银行不能贷款给企业炒股票，企业也不能用银行贷款炒股票。要坚决打击各类机构和大户操纵市场的活动。要严格禁止证券经营机构向客户透支和超比例自营。要从严处罚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以及买卖或配合他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证券交易所要彻底改变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首先要做到严格守法，同时要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第二，继续公开处理违规案件。有关部门已决定，对动用发行股票集资所得炒作股票获利的湖南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其它违规的证券经营机构和上市公司也要尽快处理第三，实行涨跌停板制度和完善市场信息公开制度。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制定办法，实行涨跌停板制度，要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选择每天涨幅最大的前几名股票，将占这些股票成交额比重较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向社会公布，增加市场透明度。第四，建立证券行业禁入制度。对证券行业各类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事证券交易的机构和个人，凡违法违规者，除按现行法规予以处罚外，还要视情节轻重，暂时或永久禁止他们在证券行业各类机构任职或者从事证券交易，将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清除出证券市场。第五，加强风险管理。证券交易所、证券结算登记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保证交易、清算、登记系统不出大的问题，维护市场安全运行。第六，增加供给。根据目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近期将公布１９９６年度新股发行总规模，陆续选择一批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满足广 大投资者的需要。第七，做好舆论导向工作。要整顿证券舆论宣传阵地，坚决取缔各种非法刊物。有关新闻媒介要组织力量，系统介绍国内外证券市场的风险案例，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股市报道和股评文章绝对不能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鼓励投机，误导股民。要尽快颁布《证券咨询机构管理办法》，对咨询机构及股评人士实行 资格管理。第八，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事，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维护好本地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证券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任重而道远。尽管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着种种弊端，我们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但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群策群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把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建设成一个规范化的、健康发展的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贡献。
附录二：《坚定信心，规范发展》 ————《人民日报》(1999年06月15日第1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9日以来，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6月11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收于1370点和407点，分别比年初上涨了22％和21％。18个交易日共成交4595亿元，日均成交255亿元。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然而，此番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究竟是在利好消息刺激下的短期反弹，还是股市长期发展的良好开端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推进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从宏观形势来看，近期股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随着去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发挥效应，今年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我国仍然保持了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良好局面，发展经济、壮大实力，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近期的股票市场走势，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形势发展的良好预期。 从市场走势来看，客观上存在反弹要求。我国股市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盘整行情，整体上一直处于下滑状态，至今年5月18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已分别跌至1059点和310点，当日成交金额仅为41亿元。在股市的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使股票市场积蓄了较大的反弹能量。 从市场指标来看，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首先是股价指数基本正常。5月19日以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有5天升幅在2％以上，有4天回落，其他时间小幅上升；日均涨幅前7个交易日分别为2．77％和2．61％，后11个交易日分别为0．66％和0．82％。其间，单日涨幅最高值不到5％，远低于股市过热时近10％的水平。其次是日均成交量基本正常。今年年初到6月11日，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量为104亿元，而1997年同期为180亿元，1998年同期为124亿元，近期成交量增加只是对前期成交量不足的补偿性增长。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达到255亿元，主要是资金来源增加。5月19日至6月4日，沪深两市新增开户数达17万户，客户保证金大幅上升，10只基金持股数量明显增加，成为市场新增资金的重要来源。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增加了261家，流通股增加了1倍，流通市值增加了2000多亿元，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日交易量出现较大增长也是正常的。 从市场投资热点来看，与以往股市过热时明显不同。近期股市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股和绩优股，上证30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分别上涨了24％和32％，而因财务状况差受到特别处理的51家ST股票平均涨幅远低于绩优股。这种理性投资的特征，与以往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鸡犬升天”、“全线飘红”的不正常现象有显著的区别。 二、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证券知识读本》一书的批语中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对我国证券市场8年多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证券市场发展的明确要求。 在过去的8年多时间里，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道路，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拓展了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了上市企业财务状况。8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了3640多亿元发展资金，使工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6％，比国有工业企业65％的平均水平低19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逐步使决策科学化，经营市场化，监督社会化，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仅1998年，就有277家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了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四是通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199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达13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2％。实践证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具有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000多亿元，同期股市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而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一般在50％左右，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潜力还相当大。另一方面，近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今年1至5月，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新增5599亿元，到5月底，累计余额已达58968亿元，居民手持现金近万亿元，在银行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为居民投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尤其重要的是，1996年以来，为了规范证券市场发展，有关部门先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积极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特别是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证券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证券市场清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市场运行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以上情况表明，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提高对发展证券市场的认识，积极稳妥地加快市场建设，完全有可能使证券市场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保持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必须坚持“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坚持在规范的基础上求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市场风险。当前，更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坚持依法治市、规范运作。 要按照《证券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同时，要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积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促进证券市场发育。 证券监管部门要努力维护市场“三公”原则，切实提高监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改革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公开核准程序，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要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努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以更好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 证券公司要严格自律，守法经营，逐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允许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不超过7天的同业拆借；允许证券公司在银行同业市场上进行国债回购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支持规范经营的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发展壮大。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认真履行执业规范，不断提高执业水准。 要继续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加快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步伐。基金管理机构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投资收益。广大投资者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自担的观念。证券咨询机构和新闻媒体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 世纪之交，中国证券市场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不仅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证券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切身利益。让我们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共同努力，把一个规范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证券市场带入21世纪。
九城VS网易，谁高尚谁无耻？
网易已经获得“魔兽世界”的中国代理权。但是，九城又岂能善罢甘休？随之而来的，将是两家公司不休不止的纠缠。
--------------------------------------------------《魔兽世界》代理权变动简表-------------------------------------------------- 2008年1月17日，九城董事长兼CEO朱骏昨日在苏州游戏产业年会中接受新浪科技连线时透露，《魔兽世界》是2007年中国表现最好的网游，九城与暴雪关系很好，不会失去其代理权。 2008年8月13日，暴雪和网易宣布星际争霸II和战网等引入中国大陆，同时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对游戏运营提供技术支持。许可权从星际争霸II在中国大陆正式商业运作开始，将为期三年，另外双方可以自愿续约一年。 2008年9月5日，针对美国暴雪将提高与九城在华运营《魔兽世界》分成比例的传闻，九城公关部向腾讯科技表示，此事纯属谣言。但就暴雪是否已与九城续签《魔兽世界》代理权，九城称尚未公布类似消息。 2009年2月24日，九城（Nasdaq：NCTY）受2008年第四季度财报影响，周一在纳斯达克股价盘后大跌6.96%，跌至12.30美元。而其总裁陈晓薇在财报之后的电话会议中表示，今年将推出包括魔兽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在内的三款游戏大作，预计公司2009年营收将大幅增长。 2009年3月6日下午，针对业内称九城总裁陈晓薇密会美国EA公司高管，试图通过代理EA新游戏来制衡暴雪的传闻，九城回应表示否认，并称正在全力加速魔兽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的本土化工作。 2009年3月23日，一段文字被小范围流传于部分论坛：“亲爱的玩家们，由于技术和版本原因，第九城市将放弃<<巫妖王之怒>>的代理权。《魔兽世界》将于2009年4月25日正式关闭，请大家互相转告。欢迎各位玩家支持第九城市的其他游戏。”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2009年3月24日，九城副总裁沈国定针对失去《魔兽世界》代理一事表示：“我们和暴雪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现在也不方便透露更多，但谈崩的说法是不实谣言。” 2009年4月1日，九城就《魔兽世界》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并未如期上线一事在官方网站上发表正式声明，表示正在加紧新资料片的本土化工作。 2009年4月2日，九城总裁陈晓薇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九城将继续扩充研发团队，计划每年推出两三款自主研发游戏。 2009年4月14日，美国分析机构Pali Research放出消息称，网易将可能取代九城，从暴雪手中获得《魔兽世界》及资料片《巫妖王之怒》的代理运营权。当然，网易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微跌0.54%，九城股票微跌0.23%，两者股价变动相差并不剧烈。 2009年4月15日，九城总裁陈晓薇的内部邮件在网络上曝光，陈晓薇在内部邮件中对《魔兽世界》续约事件进行解释，披露了网易以合资公司为条件抢夺《魔兽世界》的内情，指责网易“以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方式增大国外公司利益、挤压国内同行”。 2009年4月16日，美国暴雪娱乐公司和网易公司（NASDAQ：NTES）正式对媒体宣布，在中国大陆地区《魔兽世界》现有运营权协议到期后，将其独家运营权授予网易旗下关联公司，期限为三年。而目前的代理商第九城市运营权截止日期今年6月8日。同时，网易在线游戏事业部向全体员工发表了一封内部公开信，信中就九城邮件一事做出回应。信中提到，自确定代理后，网易立刻开展购买配置最新的服务器，更未对竞争对手进行挖角，并称“关于运营《魔兽世界》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正当性”是无稽之谈。 2009年4月17日，受网易取代九城获得《魔兽世界》大陆独家运营权事件影响，在今日美股市场中，九城逆势大跌10.04%。此前一日，在九城总裁陈晓薇暗示九城已失魔兽代理权内部邮件曝光之后，九城股价已然暴跌25%。短短两日，九城股价已暴跌近33%，市值跌去三分之一。而在这一天，暴雪就《魔兽世界》易主风波接受了专访，谈及把魔兽交给网易将有利于统一和提升合作中全部暴雪娱乐游戏的质量和服务。并称尊重包括九城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 2009年4月20日，九城《魔兽世界》团队就《魔兽世界》代理权更替发布对玩家公开信，在信中感谢暴雪及玩家，并祝福网易能为《魔兽世界》提供更好服务。 2009年4月21日，网易游戏上海客服中心从开始将大规模招聘《魔兽世界》游戏相关人才，工作地点就在紧邻九城办公室的张江微电子港。
--------------------------------------------------《魔兽世界》代理权变动简表-------------------------------------------------- 2008年1月17日，九城董事长兼CEO朱骏昨日在苏州游戏产业年会中接受新浪科技连线时透露，《魔兽世界》是2007年中国表现最好的网游，九城与暴雪关系很好，不会失去其代理权。 2008年8月13日，暴雪和网易宣布星际争霸II和战网等引入中国大陆，同时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对游戏运营提供技术支持。许可权从星际争霸II在中国大陆正式商业运作开始，将为期三年，另外双方可以自愿续约一年。 2008年9月5日，针对美国暴雪将提高与九城在华运营《魔兽世界》分成比例的传闻，九城公关部向腾讯科技表示，此事纯属谣言。但就暴雪是否已与九城续签《魔兽世界》代理权，九城称尚未公布类似消息。 2009年2月24日，九城（Nasdaq：NCTY）受2008年第四季度财报影响，周一在纳斯达克股价盘后大跌6.96%，跌至12.30美元。而其总裁陈晓薇在财报之后的电话会议中表示，今年将推出包括魔兽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在内的三款游戏大作，预计公司2009年营收将大幅增长。 2009年3月6日下午，针对业内称九城总裁陈晓薇密会美国EA公司高管，试图通过代理EA新游戏来制衡暴雪的传闻，九城回应表示否认，并称正在全力加速魔兽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的本土化工作。 2009年3月23日，一段文字被小范围流传于部分论坛：“亲爱的玩家们，由于技术和版本原因，第九城市将放弃<<巫妖王之怒>>的代理权。《魔兽世界》将于2009年4月25日正式关闭，请大家互相转告。欢迎各位玩家支持第九城市的其他游戏。”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2009年3月24日，九城副总裁沈国定针对失去《魔兽世界》代理一事表示：“我们和暴雪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现在也不方便透露更多，但谈崩的说法是不实谣言。” 2009年4月1日，九城就《魔兽世界》新资料片《巫妖王之怒》并未如期上线一事在官方网站上发表正式声明，表示正在加紧新资料片的本土化工作。 2009年4月2日，九城总裁陈晓薇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九城将继续扩充研发团队，计划每年推出两三款自主研发游戏。 2009年4月14日，美国分析机构Pali Research放出消息称，网易将可能取代九城，从暴雪手中获得《魔兽世界》及资料片《巫妖王之怒》的代理运营权。当然，网易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微跌0.54%，九城股票微跌0.23%，两者股价变动相差并不剧烈。 2009年4月15日，九城总裁陈晓薇的内部邮件在网络上曝光，陈晓薇在内部邮件中对《魔兽世界》续约事件进行解释，披露了网易以合资公司为条件抢夺《魔兽世界》的内情，指责网易“以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方式增大国外公司利益、挤压国内同行”。 2009年4月16日，美国暴雪娱乐公司和网易公司（NASDAQ：NTES）正式对媒体宣布，在中国大陆地区《魔兽世界》现有运营权协议到期后，将其独家运营权授予网易旗下关联公司，期限为三年。而目前的代理商第九城市运营权截止日期今年6月8日。同时，网易在线游戏事业部向全体员工发表了一封内部公开信，信中就九城邮件一事做出回应。信中提到，自确定代理后，网易立刻开展购买配置最新的服务器，更未对竞争对手进行挖角，并称“关于运营《魔兽世界》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正当性”是无稽之谈。 2009年4月17日，受网易取代九城获得《魔兽世界》大陆独家运营权事件影响，在今日美股市场中，九城逆势大跌10.04%。此前一日，在九城总裁陈晓薇暗示九城已失魔兽代理权内部邮件曝光之后，九城股价已然暴跌25%。短短两日，九城股价已暴跌近33%，市值跌去三分之一。而在这一天，暴雪就《魔兽世界》易主风波接受了专访，谈及把魔兽交给网易将有利于统一和提升合作中全部暴雪娱乐游戏的质量和服务。并称尊重包括九城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 2009年4月20日，九城《魔兽世界》团队就《魔兽世界》代理权更替发布对玩家公开信，在信中感谢暴雪及玩家，并祝福网易能为《魔兽世界》提供更好服务。 2009年4月21日，网易游戏上海客服中心从开始将大规模招聘《魔兽世界》游戏相关人才，工作地点就在紧邻九城办公室的张江微电子港。
“小阳春”是真的，但“倒春寒”也一定是真的
经过这段时间看房的经历，我想说，小阳春的确是真的，尽管当日售罄这种故事还是有点神话色彩，但市场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回暖。 比如中介的门店确实多了起来，开发商和中介的态度确实更加牛了，业主也开始坐地起价，这些都是事实，尽管有些被夸大了，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用“小阳春”来形容这波形势的人，是否已经预料到了后市的发展，否则怎么会用“小阳春”这个词呢？别忘了，小阳春后面跟着的，可是倒春寒啊！ 下面我将详细说一下我的观点。
1.小阳春现象，我的个人看法 今年春节后爆发小阳春行情，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味。2008年楼市走势萧条，很多人持币观望，导致了2008年近乎全年都在低成交量徘徊。而这部分持币观望的人，大部分具有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后市走势。至2009年新年前，楼市几乎进入自2007年以来的谷底，于是部分有能力且有需要的人出手，而这部分人的出手，带动了其他类似条件的观望者，大家都觉得房价差不多了，这是小阳春爆发的前提。 一旦这种传导效应形成，便开始从一部分人到大部分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根据我的印象，这轮小阳春是从深圳开始的，然后慢慢波及到上海北京，然后是全国的其他城市，这里面，媒体功劳不小。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只有小部分是确实等不了的刚需（比如孩子马上要出生或者上学），另外一部分是受到这部分刚需影响而买房的次刚需（比如大家都出手了，现在价格也能承受，是不是到了买房的时候了），再有一部分是受了前两部分人的影响，有点失去判断力的人，加上媒体一鼓吹什么经济已经回暖，房价马上就要上涨而入市的人。 所以我认为小阳春有部分真实的因素存在，但同时，跟小阳春这个节气一样，是不持久的，接下来，势必是倒春寒。
2. 经济回暖，目前言之尚早 众所周知，中国这次受经济危机影响的重灾区是外贸行业，地理上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 现在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是拉动内需，而依靠房价，拉动的只能是GDP，不可能拉动真正的内需。很简单，房价太高，供房的人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者现在自身已经受到影响，不得不节衣缩食供房子；没房的人为了得到一套房子，也不敢放开了花钱，这样下去，买房的人可能越来越少（部分人因为算下来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套房子，索性离场）。靠卖房拉动的GDP总是有限的，而其他方面的内需受到了抑制，时间长了，整个经济体制都不正常了。 而外贸方面，主要是依靠外国的，欧美的形势不好，中国的形势就好不了。内需能不能拉动先不说，珠三角、长三角对外贸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国际社会经济形势没稳定之前，这两个地区经济想复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率先崛起了，中国的制度只是保证中国不会这么快像别的国家一样发生不可收拾的危机，因为政府在扛着。
国家统计局说一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外贸方面降幅变缓等等，其实都是被粉饰过的说辞。简单一点说，去深圳关外和东莞一带看看，去年受经济危机冲击而倒闭的民营企业，今年重开了多少？几乎没有。 身边正好有从事外运的朋友，问过他，他说一季度他们外运的业务量下降将近90%，远不是统计局公布的下降10%。外运的业务量基本可以说明外贸的情况，而这，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所在的行业，去年大一点的公司基本上都在撑，不裁员不减薪，而今年年后，尤其是3月份后，开始了整个行业的裁员减薪，并且幅度相当大。这说明管理层对后市并不看好，也许去年的时候还以为撑撑就过去了，而到了今年一季度，他们判断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复苏，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我想，我们行业的情况，也反映了经济情况的一角吧。
3. 通货膨胀，买房保值？ 这是最近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国家大量印钞票，通货膨胀马上要来了，所以要买房子保值。 先说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通货膨胀真的来了，去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通货膨胀， 哪一次房子涨价了？看完，咱们再接着往下分析。 首先，我觉得通货膨胀短期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是经济最混乱的阶段，在国家有调控能力的范围内，国家一定会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的，也就是说除非国家失灵了，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国家都失灵了~~~我觉得，手上有两套房子也没啥用了~~~ 其次，如上文所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房子并不会升值。因为在通货膨胀时，经济陷于瘫痪，大量人失业或失去经济来源。房子不能吃不能喝，投资效果要么是租，要么是卖。如果城市中大量人失业，势必大量人会返回家乡，城市人口减少，对租房的需求减少，且剩下的人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其他更基本的需求，不可能在租房上花费大量现金，因此租房的投资功能基本上无法实现。而卖房就更不可能了，还是那句话，在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没房的人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其他更基本的需求，不可能再穷其毕生积蓄甚至贷款买房。贷款买房者大多对未来有不失业、收入稳定等预期，一旦这个预期不存在了，有多少人敢背上动辄百万的贷款？
简单一点说，住宅最终是要到最后居住者手中的，而现在对房子有居住需求的，往往是这个社会的中等甚至中下阶级。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这部分人抗通胀的能力会很弱，他们的购房欲望和能力会直接被消灭掉，结果就是住宅根本无人接手，就算价格涨上天也没用。
4.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许远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甚至可能是暗流涌动的。 那天与一个在全国排名前10的高校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学校今年大幅扩招研究生，同时面临毕业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延期毕业，每个导师还必须留1-2个研究生作为助理等等，总之种种措施，就是拖延应届毕业生进入社会的时间。 看到一个非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低于10%。我没法去验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但我知道今年的就业形势确实很糟糕。一旦这批学生7月份毕业了，这么多人，他们该怎么办？总不能都回家啃老吧？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失业率一旦超过10%，这个国家就非常危险，具有产生动乱的可能性了。中国统计局的数字一向不太可信，现在真实的失业率是多少，我们作为老百姓难以获得，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危险的数字。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以前只有寥寥几家摆早点摊的，自3月份以后，以每星期三家的速度出现着，而且摆摊的大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还算宽敞的道路已经被两边的摊贩堵得水泄不通，而且陆续发生两家摊贩为了抢生意打斗的事件。作为年轻人，为了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摆地摊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他们摆地摊都生活不下去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5. 房子最终会成为普通消费品 房子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房子，可能没法结婚，没法生孩子，没法落入城市户口。传统观念、户籍制度、政府政策等从多方面为房价带上沉重的枷锁。 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大家会明白，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它总会回到自己应有的价值上。 现在由于竞争的激烈，我感觉其他商品的销售总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比如电器，价格不断降低，功能不断强大，售后不断完善，甚至销售人员的态度都是越来越好。唯独房子，动不动摆出一副稀缺、不可替代的嘴脸，甚至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销售手段，比如捂盘不售等。 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看中一套房子，偏被别人买走了，捶胸顿足。其实仔细想想，那套房子真的是不可替代，真的是好到极致嘛？未必吧，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心理作用而已。 比如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户型，我相信绝对不止一户，所以这个所谓的独一无二就要打个折扣。也许您特别挑剔，觉得朝向、楼层、户型这些都不可替代，那可能您的选择少些，但我还是相信，绝对不可能独此一户。 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地段、朝向等，换个选择，未必就差。我有个朋友，04年看中一套景观非常漂亮的房子，真的是晚了一步被别人买走，当时也是悔恨不已。半个月后选了另一套房，现在升值远高于第一套房，而且第一套房的位置现在被规划的很不方便，而现在买的这套房在新建的地铁旁边，四通八达，别提有多安逸了。 所以，不要太担心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不要太担心错过这套房就再也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房子就是一个商品，它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进步，要求放宽一点，你也会发现符合你要求的房子其实很多。
6. 自住，不用太多考虑价格 这段跟帖子题目离得远了一点，但我还是想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要我说，这种说自住就不用考虑价格的话，纯粹是瞎扯。 对，由于自住，不管未来房价是涨是跌，你都不会去卖，但这就表示你对价格不敏感了吗？如果晚买两个月，少付5万块，有多少人会觉得不在乎？ 对于自住者来说，同样面临博弈，一方面是没有房住的痛苦，比如想结婚结不了，或者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或者孩子要上学需要学位等等，另外一方面是出手买房可能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比如对住房的要求非常迫切，那可能对价格的敏感度会降低；如果对住房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那对价格的敏感度自然会升高。 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听那些中介忽悠你反正是自住，价格无所谓，如果等几个月对你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几个月后你判断房价会跌，那就再等等吧，至少目前的形势下，房价大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1.小阳春现象，我的个人看法 今年春节后爆发小阳春行情，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味。2008年楼市走势萧条，很多人持币观望，导致了2008年近乎全年都在低成交量徘徊。而这部分持币观望的人，大部分具有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后市走势。至2009年新年前，楼市几乎进入自2007年以来的谷底，于是部分有能力且有需要的人出手，而这部分人的出手，带动了其他类似条件的观望者，大家都觉得房价差不多了，这是小阳春爆发的前提。 一旦这种传导效应形成，便开始从一部分人到大部分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根据我的印象，这轮小阳春是从深圳开始的，然后慢慢波及到上海北京，然后是全国的其他城市，这里面，媒体功劳不小。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只有小部分是确实等不了的刚需（比如孩子马上要出生或者上学），另外一部分是受到这部分刚需影响而买房的次刚需（比如大家都出手了，现在价格也能承受，是不是到了买房的时候了），再有一部分是受了前两部分人的影响，有点失去判断力的人，加上媒体一鼓吹什么经济已经回暖，房价马上就要上涨而入市的人。 所以我认为小阳春有部分真实的因素存在，但同时，跟小阳春这个节气一样，是不持久的，接下来，势必是倒春寒。
2. 经济回暖，目前言之尚早 众所周知，中国这次受经济危机影响的重灾区是外贸行业，地理上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 现在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是拉动内需，而依靠房价，拉动的只能是GDP，不可能拉动真正的内需。很简单，房价太高，供房的人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者现在自身已经受到影响，不得不节衣缩食供房子；没房的人为了得到一套房子，也不敢放开了花钱，这样下去，买房的人可能越来越少（部分人因为算下来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套房子，索性离场）。靠卖房拉动的GDP总是有限的，而其他方面的内需受到了抑制，时间长了，整个经济体制都不正常了。 而外贸方面，主要是依靠外国的，欧美的形势不好，中国的形势就好不了。内需能不能拉动先不说，珠三角、长三角对外贸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国际社会经济形势没稳定之前，这两个地区经济想复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率先崛起了，中国的制度只是保证中国不会这么快像别的国家一样发生不可收拾的危机，因为政府在扛着。
国家统计局说一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外贸方面降幅变缓等等，其实都是被粉饰过的说辞。简单一点说，去深圳关外和东莞一带看看，去年受经济危机冲击而倒闭的民营企业，今年重开了多少？几乎没有。 身边正好有从事外运的朋友，问过他，他说一季度他们外运的业务量下降将近90%，远不是统计局公布的下降10%。外运的业务量基本可以说明外贸的情况，而这，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所在的行业，去年大一点的公司基本上都在撑，不裁员不减薪，而今年年后，尤其是3月份后，开始了整个行业的裁员减薪，并且幅度相当大。这说明管理层对后市并不看好，也许去年的时候还以为撑撑就过去了，而到了今年一季度，他们判断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复苏，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我想，我们行业的情况，也反映了经济情况的一角吧。
3. 通货膨胀，买房保值？ 这是最近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国家大量印钞票，通货膨胀马上要来了，所以要买房子保值。 先说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通货膨胀真的来了，去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通货膨胀， 哪一次房子涨价了？看完，咱们再接着往下分析。 首先，我觉得通货膨胀短期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是经济最混乱的阶段，在国家有调控能力的范围内，国家一定会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的，也就是说除非国家失灵了，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国家都失灵了~~~我觉得，手上有两套房子也没啥用了~~~ 其次，如上文所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房子并不会升值。因为在通货膨胀时，经济陷于瘫痪，大量人失业或失去经济来源。房子不能吃不能喝，投资效果要么是租，要么是卖。如果城市中大量人失业，势必大量人会返回家乡，城市人口减少，对租房的需求减少，且剩下的人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其他更基本的需求，不可能在租房上花费大量现金，因此租房的投资功能基本上无法实现。而卖房就更不可能了，还是那句话，在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没房的人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其他更基本的需求，不可能再穷其毕生积蓄甚至贷款买房。贷款买房者大多对未来有不失业、收入稳定等预期，一旦这个预期不存在了，有多少人敢背上动辄百万的贷款？
简单一点说，住宅最终是要到最后居住者手中的，而现在对房子有居住需求的，往往是这个社会的中等甚至中下阶级。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这部分人抗通胀的能力会很弱，他们的购房欲望和能力会直接被消灭掉，结果就是住宅根本无人接手，就算价格涨上天也没用。
4.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许远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甚至可能是暗流涌动的。 那天与一个在全国排名前10的高校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学校今年大幅扩招研究生，同时面临毕业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延期毕业，每个导师还必须留1-2个研究生作为助理等等，总之种种措施，就是拖延应届毕业生进入社会的时间。 看到一个非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远低于10%。我没法去验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但我知道今年的就业形势确实很糟糕。一旦这批学生7月份毕业了，这么多人，他们该怎么办？总不能都回家啃老吧？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失业率一旦超过10%，这个国家就非常危险，具有产生动乱的可能性了。中国统计局的数字一向不太可信，现在真实的失业率是多少，我们作为老百姓难以获得，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危险的数字。 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以前只有寥寥几家摆早点摊的，自3月份以后，以每星期三家的速度出现着，而且摆摊的大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还算宽敞的道路已经被两边的摊贩堵得水泄不通，而且陆续发生两家摊贩为了抢生意打斗的事件。作为年轻人，为了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摆地摊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他们摆地摊都生活不下去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5. 房子最终会成为普通消费品 房子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房子，可能没法结婚，没法生孩子，没法落入城市户口。传统观念、户籍制度、政府政策等从多方面为房价带上沉重的枷锁。 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大家会明白，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它总会回到自己应有的价值上。 现在由于竞争的激烈，我感觉其他商品的销售总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比如电器，价格不断降低，功能不断强大，售后不断完善，甚至销售人员的态度都是越来越好。唯独房子，动不动摆出一副稀缺、不可替代的嘴脸，甚至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销售手段，比如捂盘不售等。 我们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看中一套房子，偏被别人买走了，捶胸顿足。其实仔细想想，那套房子真的是不可替代，真的是好到极致嘛？未必吧，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心理作用而已。 比如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户型，我相信绝对不止一户，所以这个所谓的独一无二就要打个折扣。也许您特别挑剔，觉得朝向、楼层、户型这些都不可替代，那可能您的选择少些，但我还是相信，绝对不可能独此一户。 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地段、朝向等，换个选择，未必就差。我有个朋友，04年看中一套景观非常漂亮的房子，真的是晚了一步被别人买走，当时也是悔恨不已。半个月后选了另一套房，现在升值远高于第一套房，而且第一套房的位置现在被规划的很不方便，而现在买的这套房在新建的地铁旁边，四通八达，别提有多安逸了。 所以，不要太担心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不要太担心错过这套房就再也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房子就是一个商品，它会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进步，要求放宽一点，你也会发现符合你要求的房子其实很多。
6. 自住，不用太多考虑价格 这段跟帖子题目离得远了一点，但我还是想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要我说，这种说自住就不用考虑价格的话，纯粹是瞎扯。 对，由于自住，不管未来房价是涨是跌，你都不会去卖，但这就表示你对价格不敏感了吗？如果晚买两个月，少付5万块，有多少人会觉得不在乎？ 对于自住者来说，同样面临博弈，一方面是没有房住的痛苦，比如想结婚结不了，或者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或者孩子要上学需要学位等等，另外一方面是出手买房可能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比如对住房的要求非常迫切，那可能对价格的敏感度会降低；如果对住房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那对价格的敏感度自然会升高。 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听那些中介忽悠你反正是自住，价格无所谓，如果等几个月对你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几个月后你判断房价会跌，那就再等等吧，至少目前的形势下，房价大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澳门博彩业再扩容
澳门博彩业再扩容
4月14日，新濠博亚（NASDAQ:MPEL）联席主席兼CEO何猷龙在主持旗下大型旅游度假项目――新濠天地的传媒预览活动时透露，新濠天地的一期项目，将在6月开业。 咫尺之遥，澳门威尼斯人（与新濠天地在路凼金光大道一街之隔）自2008年11月陷入财务困境以来，至今没有重启对St.Regis、喜来登、香格里拉以及商贸四家酒店的建造；原定今年上半年将一期项目投放市场的银河度假城，宣布推迟开张计划后，至今尚未有新的时间表。因此新濠天地成为去年下半年至今，在澳门开业的最大型综合旅游项目。 “（盈利时间是）短期内，是公司股东的要求。”新濠天地高级运营副总裁Michael French 4月14日于澳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选择6月向市场投放1600多间客房、500多张赌桌及1300多台角子机，并非冒险。新濠天地二期，也初步敲定10月开业。 两种态度 投资者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疑虑未散。4月1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本报记者表示，维持对未来12―18个月亚太区博彩业的负面展望。 穆迪助理副总裁兼分析师曾启贤称，与2008年上半年的强劲表现比较，澳门今年上半年的博彩业收入将会大幅倒退，原因是中国内地部门维持对旅客的限制，而赌场中介人也继续降低对大额博彩的信贷。现时“没有看到任何重大的正面变化”。 今年1月，穆迪已经将银河娱乐（00027.HK）的评级由B1下调两级至B3，评级展望为负面。4月16日，银河娱乐的公告表示，预计去年业绩数字或需要反映赌牌减值的冲击，现正评估确定博彩牌照于去年底的可收回金额是否较其账面值低。 至于澳门威尼斯人的发展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仍然在为套现其非核心资产而努力。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金沙集团打算对其澳门威尼斯人的运河商业区要价10亿美元，但四季酒店商铺的要价则不详。澳门威尼斯人的公关部对此仅表示不便回应。 而澳博（00880.HK），被分析师指仍占据澳门博彩业半壁河山，但在3月23日交出的2008年财报中，审核后的股东应占利润按年下跌了48.1％。同日，澳博还宣布了位于澳门半岛的新赌场L'Arc将在今年三季度开业，原本该项目预估能在今年一季度开业。 情况真的如此糟糕？Michael French的回应四两拨千斤：“我认为每家身处休闲行业的澳门企业，都要面对经济环境带来的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的处境良好。” 信心依然 迹象显示，澳门博彩和旅游业界并未失去信心。 “澳门四季酒店的DFS环球免税店经营得相当好，事实上，四季的DFS一直在盈利；至于四季酒店的非DFS商铺，我是听到一些经营不善的说法，但他们并非由DFS经营。”4月14日，DFS国际集团香港店行政总裁David Charles对本报记者称。DFS国际集团是新濠天地旗下的零售项目新濠大道的合作伙伴。 French补充称，他相信澳门博彩业的最艰难时光已经过去。“中国经济的温度计――GDP今年仍预计有8％的增长，我们也看到旅客仍然前来澳门，市场仍在增长，尽管速度与过去无法媲美。我们在3月仍录得5％的按年增长。每个人都对2010年满怀信心。” 在今年一月，何猷龙便预测，澳门博彩业已经熬过了一个难关。“大家都愿意相信，今年下半年澳门新特首就任后，广东省对赴澳签证的限制就会取消。”澳门展贸协会的一位内部人士如是对本报记者解释乐观思潮的源头。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内幕信息，但对放宽（签证）限制很有信心。”French强调。新濠天地的CEO Greg Hawkins认为，在澳门威尼斯人等其他大型项目遭遇困难的当下，正是新濠博亚的机会所在。 或许澳门的竞争压力已得以纾缓。曾启贤表示，预期2009年年底的赌桌将较去年11月预测的减少约25％。澳门实力较弱的娱乐场已经缩减规模或结业，而多个大型娱乐场项目已暂停其工程或延迟开幕。 现实和设想 其实，澳门威尼斯人之所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新濠天地之所得，否则将模糊了新濠博亚逆市扩张的复杂逻辑。澳门威尼斯人的管理层，私下用“我们在新濠天地的朋友”来形容新濠天地的管理层。还有传言指，两大项目的管理层正在研究兴建行人连接通道。 French表示：“我不知道双方会否最终达成工作协议或伙伴关系，但两个项目仅仅一街之隔，显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加入新濠博亚之前，French也曾在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任职。 但怀疑论者指出，新濠天地的开业，未必有利于澳门目前在进行的适度多元化、逐步降低博彩业占比的转型策略。Hawkins就承认，新濠天地大部分的收入仍将来自博彩业。French的回应则是，不能在短期内怀抱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10年前澳门有多少角子机，现在又有多少呢？（可能多达一万部）当游客适应了角子机的玩法，就开始喜欢上它了。再看零售，永利的商店需要由保安维持秩序，确保不会有太多顾客一下子涌进商店。澳门威尼斯人的商店也经营得很好。这意味着要平衡你所提供的产品与顾客兴趣间的关系。” 出于同样的现实考虑，French也认为澳门难以降低对内地和香港游客的依赖程度。“对比拉斯维加斯的例子，人人都认同那是一个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但高达70％的拉斯维加斯客源仍然是由邻近的南加州提供的。”
4月14日，新濠博亚（NASDAQ:MPEL）联席主席兼CEO何猷龙在主持旗下大型旅游度假项目――新濠天地的传媒预览活动时透露，新濠天地的一期项目，将在6月开业。 咫尺之遥，澳门威尼斯人（与新濠天地在路凼金光大道一街之隔）自2008年11月陷入财务困境以来，至今没有重启对St.Regis、喜来登、香格里拉以及商贸四家酒店的建造；原定今年上半年将一期项目投放市场的银河度假城，宣布推迟开张计划后，至今尚未有新的时间表。因此新濠天地成为去年下半年至今，在澳门开业的最大型综合旅游项目。 “（盈利时间是）短期内，是公司股东的要求。”新濠天地高级运营副总裁Michael French 4月14日于澳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选择6月向市场投放1600多间客房、500多张赌桌及1300多台角子机，并非冒险。新濠天地二期，也初步敲定10月开业。 两种态度 投资者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疑虑未散。4月15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本报记者表示，维持对未来12―18个月亚太区博彩业的负面展望。 穆迪助理副总裁兼分析师曾启贤称，与2008年上半年的强劲表现比较，澳门今年上半年的博彩业收入将会大幅倒退，原因是中国内地部门维持对旅客的限制，而赌场中介人也继续降低对大额博彩的信贷。现时“没有看到任何重大的正面变化”。 今年1月，穆迪已经将银河娱乐（00027.HK）的评级由B1下调两级至B3，评级展望为负面。4月16日，银河娱乐的公告表示，预计去年业绩数字或需要反映赌牌减值的冲击，现正评估确定博彩牌照于去年底的可收回金额是否较其账面值低。 至于澳门威尼斯人的发展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仍然在为套现其非核心资产而努力。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金沙集团打算对其澳门威尼斯人的运河商业区要价10亿美元，但四季酒店商铺的要价则不详。澳门威尼斯人的公关部对此仅表示不便回应。 而澳博（00880.HK），被分析师指仍占据澳门博彩业半壁河山，但在3月23日交出的2008年财报中，审核后的股东应占利润按年下跌了48.1％。同日，澳博还宣布了位于澳门半岛的新赌场L'Arc将在今年三季度开业，原本该项目预估能在今年一季度开业。 情况真的如此糟糕？Michael French的回应四两拨千斤：“我认为每家身处休闲行业的澳门企业，都要面对经济环境带来的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的处境良好。” 信心依然 迹象显示，澳门博彩和旅游业界并未失去信心。 “澳门四季酒店的DFS环球免税店经营得相当好，事实上，四季的DFS一直在盈利；至于四季酒店的非DFS商铺，我是听到一些经营不善的说法，但他们并非由DFS经营。”4月14日，DFS国际集团香港店行政总裁David Charles对本报记者称。DFS国际集团是新濠天地旗下的零售项目新濠大道的合作伙伴。 French补充称，他相信澳门博彩业的最艰难时光已经过去。“中国经济的温度计――GDP今年仍预计有8％的增长，我们也看到旅客仍然前来澳门，市场仍在增长，尽管速度与过去无法媲美。我们在3月仍录得5％的按年增长。每个人都对2010年满怀信心。” 在今年一月，何猷龙便预测，澳门博彩业已经熬过了一个难关。“大家都愿意相信，今年下半年澳门新特首就任后，广东省对赴澳签证的限制就会取消。”澳门展贸协会的一位内部人士如是对本报记者解释乐观思潮的源头。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内幕信息，但对放宽（签证）限制很有信心。”French强调。新濠天地的CEO Greg Hawkins认为，在澳门威尼斯人等其他大型项目遭遇困难的当下，正是新濠博亚的机会所在。 或许澳门的竞争压力已得以纾缓。曾启贤表示，预期2009年年底的赌桌将较去年11月预测的减少约25％。澳门实力较弱的娱乐场已经缩减规模或结业，而多个大型娱乐场项目已暂停其工程或延迟开幕。 现实和设想 其实，澳门威尼斯人之所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新濠天地之所得，否则将模糊了新濠博亚逆市扩张的复杂逻辑。澳门威尼斯人的管理层，私下用“我们在新濠天地的朋友”来形容新濠天地的管理层。还有传言指，两大项目的管理层正在研究兴建行人连接通道。 French表示：“我不知道双方会否最终达成工作协议或伙伴关系，但两个项目仅仅一街之隔，显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加入新濠博亚之前，French也曾在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任职。 但怀疑论者指出，新濠天地的开业，未必有利于澳门目前在进行的适度多元化、逐步降低博彩业占比的转型策略。Hawkins就承认，新濠天地大部分的收入仍将来自博彩业。French的回应则是，不能在短期内怀抱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10年前澳门有多少角子机，现在又有多少呢？（可能多达一万部）当游客适应了角子机的玩法，就开始喜欢上它了。再看零售，永利的商店需要由保安维持秩序，确保不会有太多顾客一下子涌进商店。澳门威尼斯人的商店也经营得很好。这意味着要平衡你所提供的产品与顾客兴趣间的关系。” 出于同样的现实考虑，French也认为澳门难以降低对内地和香港游客的依赖程度。“对比拉斯维加斯的例子，人人都认同那是一个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但高达70％的拉斯维加斯客源仍然是由邻近的南加州提供的。”
5月解禁市值环比增8.6% 中国联通等34公司将迎全流通
5月解禁市值环比增8.6% 中国联通等34公司将迎全流通
在即将到来的5月份，随着中国联通百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规模将有小幅上升，较4月份环比上升8.6%。 5月解禁股份259亿股 数据显示，5月份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股份总量将达到258.7亿股，以4月2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约2922.54亿元。与4月份2691.22亿元的解禁市值相比，5月份解禁规模环比上升了8.6%。从全年情况来看，上半年A股市场单月解禁规模相对保持平稳，2009年的解禁高峰将出现在下半年的7月和10月。 股改限售股仍是限售股解禁的主力军。5月份共113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其中92家公司为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股份达247.58亿股，比4月份的235.68亿股，增长了5.06%。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5月份的解禁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半月。下半月的解禁股份数量将达到208.79亿股，占当月解禁股份总量的80.71%。 中国联通等34家公司迎全流通 随着大量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部分上市公司已完成或即将完成全流通。数据显示，3月份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35家公司股改限售股解禁后迎来全流通，4月份有54家，而5月份将有34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后迎来全流通。 中国联通5月19日将有107.55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占其已流通股份数量的102.99%，解禁市值约723.79亿元，占当月解禁规模的24.77%，是5月份解禁规模最大的公司。这部分股改限售股解禁后，中国联通将迎来全流通。 即将迎来全流通的34家公司中，像中国联通这样解禁股份与已流通股份数量相当的还有包括山西汾酒、贵州茅台、天地源和广船国际等7家公司。贵州茅台将有4.89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约579.04亿元。 4月份减持规模创年内最低 4月份证券市场震荡调整，截至4月27日收盘，上证指数上涨了1.35%。由于一季度市场没有出现大幅反弹的行情，而且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出现环比回升的迹象，大小非股东的减持意愿大幅下降。统计显示，4月份共有58家公司的62个股东，共减持上市公司股份3.9亿股，减持市值约30.86亿元，环比下降78.53%，同时也创出年内大小非股东减持最低记录。 4月份遭减持股份最多的是国恒铁路，大股东赤峰鑫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共计4198.05万股，减持市值约2.03亿元。其次为福建南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3607.1万股，减持市值约1.73亿元。啤酒花的大股东啤酒花新疆蓝剑嘉酿投资有限公司共计减持公司2118.89万股，减持市值约1.45亿元。 大宗交易系统仍然是上市公司大小非股东减持的主要通道之一。数据显示，4月份共有19家公司的股东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1.39亿股，占减持股份总量的35.65%，减持市值约10.13亿元。其中瑞贝卡的大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1121.13万股，减持市值约1.2亿元。
在即将到来的5月份，随着中国联通百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规模将有小幅上升，较4月份环比上升8.6%。 5月解禁股份259亿股 数据显示，5月份A股市场限售股解禁股份总量将达到258.7亿股，以4月2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约2922.54亿元。与4月份2691.22亿元的解禁市值相比，5月份解禁规模环比上升了8.6%。从全年情况来看，上半年A股市场单月解禁规模相对保持平稳，2009年的解禁高峰将出现在下半年的7月和10月。 股改限售股仍是限售股解禁的主力军。5月份共113家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其中92家公司为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股份达247.58亿股，比4月份的235.68亿股，增长了5.06%。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5月份的解禁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半月。下半月的解禁股份数量将达到208.79亿股，占当月解禁股份总量的80.71%。 中国联通等34家公司迎全流通 随着大量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部分上市公司已完成或即将完成全流通。数据显示，3月份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35家公司股改限售股解禁后迎来全流通，4月份有54家，而5月份将有34家公司限售股解禁后迎来全流通。 中国联通5月19日将有107.55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上市，占其已流通股份数量的102.99%，解禁市值约723.79亿元，占当月解禁规模的24.77%，是5月份解禁规模最大的公司。这部分股改限售股解禁后，中国联通将迎来全流通。 即将迎来全流通的34家公司中，像中国联通这样解禁股份与已流通股份数量相当的还有包括山西汾酒、贵州茅台、天地源和广船国际等7家公司。贵州茅台将有4.89亿股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约579.04亿元。 4月份减持规模创年内最低 4月份证券市场震荡调整，截至4月27日收盘，上证指数上涨了1.35%。由于一季度市场没有出现大幅反弹的行情，而且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出现环比回升的迹象，大小非股东的减持意愿大幅下降。统计显示，4月份共有58家公司的62个股东，共减持上市公司股份3.9亿股，减持市值约30.86亿元，环比下降78.53%，同时也创出年内大小非股东减持最低记录。 4月份遭减持股份最多的是国恒铁路，大股东赤峰鑫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共计4198.05万股，减持市值约2.03亿元。其次为福建南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3607.1万股，减持市值约1.73亿元。啤酒花的大股东啤酒花新疆蓝剑嘉酿投资有限公司共计减持公司2118.89万股，减持市值约1.45亿元。 大宗交易系统仍然是上市公司大小非股东减持的主要通道之一。数据显示，4月份共有19家公司的股东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1.39亿股，占减持股份总量的35.65%，减持市值约10.13亿元。其中瑞贝卡的大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1121.13万股，减持市值约1.2亿元。
汇源恢复部分上游基地建设 拟为可口可乐加工果汁
汇源恢复部分上游基地建设 拟为可口可乐加工果汁
每经记者 刘丹 发自北京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源上游部分渠道已经开始恢复生产，为了自己提高工厂使用率，汇源方面正拟与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部分企业协商代工事宜。4月25日，针对可口可乐将重新收购汇源旗下资产少数股权的消息，汇源果汁发布公告否认此说。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可口可乐方面获悉，可口可乐1年内不会收购汇源，公司目前致力于自有品牌的发展和新品牌的研发。汇源：不否认为可口可乐代工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宁夏平罗县了解到，汇源已经派人展开枸杞基地项目的建设工作，“项目已经开工会继续下去，不过完工时间可能延期。”平罗县招商局相关人士表示，但未透露目前项目进展情况和完工预期时间。 此前汇源方面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汇源战略调整只是阶段性调整，从长期讲，汇源依然会关注并投身上游产业，因为汇源深知上游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制高点”。 此前，汇源将重心转移至销售市场，导致部分上游工厂关闭和使用率低的情况出现。记者了解到，汇源暂缓部分上游基地建设后，汇源在山西运城的基地已经关闭，其位于宁夏平罗的枸杞基地、北京密云的果蔬基地建设也不得不临时调整，山东平邑等项目也出现停滞。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可口可乐方面，就可口可乐是否会以代工等其他方式与汇源合作一事进行询问，可口可乐中国区公共关系副总监赵彦红对包括汇源在内的多家工厂继续为可口可乐代加工果汁饮料一事，并未予以否认，并且表示“即使与汇源有委托加工的合作，也绝非与汇源重新启动并购谈判。” 汇源高层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一问题也未予可否，汇源新闻发言人曲冰表示，汇源现专注于果汁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一年内不会并购汇源 近期有消息称，可口可乐与汇源果汁正在进行非正式的谈判，双方谈判的内容包括可口可乐将重新收购汇源旗下汇源果汁的少数股权。汇源新闻发言人曲冰否认了收购一说，并称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刚推出的柠檬果汁新品的生产和销售。赵彦红也否认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少数股权的消息。赵彦红表示，可口可乐将致力于开发一些果汁新品牌。 据悉，汇源与可口可乐双方已有协议，并购终止起12个月内可口可乐不再向汇源提出其他收购意见。相关证券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可口可乐一直强调产业链建设，因此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汇源可能性并不大。专家：代工对双方有利 东方艾格分析师陈渝认为，目前国内高浓度果汁市场占比不高，并购案遭否后汇源果汁目前在国内的近30个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很低，与可口可乐考虑代加工合作，对双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 陈渝表示，“坚持并加大果汁业务的发展是可口可乐的既定目标，可口可乐目前仅在东莞有一家非碳酸饮料工厂负责生产供应‘美汁源’，产能显然不够，而汇源目前在全国的果汁加工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汇源也会考虑继续代加工合作的有利因素。汇源需要抢占夏季果汁市场的旺季，如果与可口可乐签署代工协议，也有利于降低生产设备的闲置率，增加部分流动资金。”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上、下游果汁产业显示出广阔发展空间。中国水果种植面积约1.5亿亩，年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7%。但中国水果的深加工仍处在起步阶段，加工量不到水果总产量的10%。“国外的柳橙十几元甚至几十元一斤，中国的却只有几元，进口果汁的价格也是国内的几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专家称。
每经记者 刘丹 发自北京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源上游部分渠道已经开始恢复生产，为了自己提高工厂使用率，汇源方面正拟与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部分企业协商代工事宜。4月25日，针对可口可乐将重新收购汇源旗下资产少数股权的消息，汇源果汁发布公告否认此说。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可口可乐方面获悉，可口可乐1年内不会收购汇源，公司目前致力于自有品牌的发展和新品牌的研发。汇源：不否认为可口可乐代工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宁夏平罗县了解到，汇源已经派人展开枸杞基地项目的建设工作，“项目已经开工会继续下去，不过完工时间可能延期。”平罗县招商局相关人士表示，但未透露目前项目进展情况和完工预期时间。 此前汇源方面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汇源战略调整只是阶段性调整，从长期讲，汇源依然会关注并投身上游产业，因为汇源深知上游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制高点”。 此前，汇源将重心转移至销售市场，导致部分上游工厂关闭和使用率低的情况出现。记者了解到，汇源暂缓部分上游基地建设后，汇源在山西运城的基地已经关闭，其位于宁夏平罗的枸杞基地、北京密云的果蔬基地建设也不得不临时调整，山东平邑等项目也出现停滞。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可口可乐方面，就可口可乐是否会以代工等其他方式与汇源合作一事进行询问，可口可乐中国区公共关系副总监赵彦红对包括汇源在内的多家工厂继续为可口可乐代加工果汁饮料一事，并未予以否认，并且表示“即使与汇源有委托加工的合作，也绝非与汇源重新启动并购谈判。” 汇源高层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一问题也未予可否，汇源新闻发言人曲冰表示，汇源现专注于果汁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一年内不会并购汇源 近期有消息称，可口可乐与汇源果汁正在进行非正式的谈判，双方谈判的内容包括可口可乐将重新收购汇源旗下汇源果汁的少数股权。汇源新闻发言人曲冰否认了收购一说，并称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刚推出的柠檬果汁新品的生产和销售。赵彦红也否认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少数股权的消息。赵彦红表示，可口可乐将致力于开发一些果汁新品牌。 据悉，汇源与可口可乐双方已有协议，并购终止起12个月内可口可乐不再向汇源提出其他收购意见。相关证券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可口可乐一直强调产业链建设，因此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汇源可能性并不大。专家：代工对双方有利 东方艾格分析师陈渝认为，目前国内高浓度果汁市场占比不高，并购案遭否后汇源果汁目前在国内的近30个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很低，与可口可乐考虑代加工合作，对双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 陈渝表示，“坚持并加大果汁业务的发展是可口可乐的既定目标，可口可乐目前仅在东莞有一家非碳酸饮料工厂负责生产供应‘美汁源’，产能显然不够，而汇源目前在全国的果汁加工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汇源也会考虑继续代加工合作的有利因素。汇源需要抢占夏季果汁市场的旺季，如果与可口可乐签署代工协议，也有利于降低生产设备的闲置率，增加部分流动资金。”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上、下游果汁产业显示出广阔发展空间。中国水果种植面积约1.5亿亩，年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7%。但中国水果的深加工仍处在起步阶段，加工量不到水果总产量的10%。“国外的柳橙十几元甚至几十元一斤，中国的却只有几元，进口果汁的价格也是国内的几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专家称。
金融危机预计还将持续至少一年
金融危机预计还将持续至少一年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 据一家权威媒体周一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经济衰退尚未触底，从狭义上讲，股市依然处在熊市，此外，金融危机预计还将延续至少一年。 在接受调查的分析师中，有微弱多数认为，当前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依然没有见底。 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分析师表示，金融危机还将持续6-24个月，这与一年前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这场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爆发，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猛烈冲击。 在此次调查之前，由于投资者预计全球经济将于今年晚时复苏，各国股市经历了逾一个月的反弹。 大多数认为衰退尚未见底的分析师均表示，在今年下半年以前，全球经济的最坏时光不会过去，同时，他们也对市场在近几周建立的对经济将快速回升的期望持谨慎态度。 但来自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却更为乐观，他们称，尽管经济复苏的具体时间还无法确定，但全球经济可能已经渡过经济衰退的最艰难岁月。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调查得出的结果与在今年2月完成的前一次调查，甚至与去年7月，即金融危机约一周年时的调查的结果十分相似。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 据一家权威媒体周一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经济衰退尚未触底，从狭义上讲，股市依然处在熊市，此外，金融危机预计还将延续至少一年。 在接受调查的分析师中，有微弱多数认为，当前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依然没有见底。 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分析师表示，金融危机还将持续6-24个月，这与一年前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这场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爆发，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猛烈冲击。 在此次调查之前，由于投资者预计全球经济将于今年晚时复苏，各国股市经历了逾一个月的反弹。 大多数认为衰退尚未见底的分析师均表示，在今年下半年以前，全球经济的最坏时光不会过去，同时，他们也对市场在近几周建立的对经济将快速回升的期望持谨慎态度。 但来自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却更为乐观，他们称，尽管经济复苏的具体时间还无法确定，但全球经济可能已经渡过经济衰退的最艰难岁月。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调查得出的结果与在今年2月完成的前一次调查，甚至与去年7月，即金融危机约一周年时的调查的结果十分相似。
亚洲国家启动大规模疫情防治计划
亚洲国家启动大规模疫情防治计划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2009-04-28
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已启动大规模疫情防治计划，以防范猪流感可能的蔓延。
猪流感病毒已被怀疑蔓延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新西兰，10名最近从墨西哥度假归来的学童已被隔离，其样本正接受化验以测试是否感染猪流感病毒，而在澳大利亚，有5人正在接受类似化验。
亚洲对非典型性肺炎(SARS)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以及近年禽流感的破坏性还存有痛苦的回忆。据信，这两种病毒与猪流感一样，都打破了物种障碍，能够感染并有时杀死人类。
亚洲各国机场周一加大了扫描器的使用，旨在探测体温升高的入境旅客。印尼禁止了所有的猪肉进口，中国则实施了较为有限的限制。菲律宾加强了对进口生猪的检疫，同时达菲(Tamiflu)和乐感清(Relenza)等抗流感药物也再次得到大量采购。
已拥有250万剂抗流感药物的韩国宣布，将把库存增至500万剂，这足以覆盖该国人口的10%。
亚洲之前对抗非典以及禽流感(正式名称为H5N1)的经验意味着，许多亚洲国家的医疗体系拥有完善的防治措施，能够应对猪流感等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猪肉和猪肉制品只要充分煮透，使其内部温度持续达到160华氏度(71.11摄氏度)以上，就不会给人类带来威胁。
同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担心猪流感蔓延，中国已禁止进口来自墨西哥和美国三个州的生猪和猪肉制品。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来自墨西哥、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州以及堪萨斯州的进口将受到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但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猪肉进口数量通常很小。
中国迄今还没有接到人感染猪流感病例的报告，但最近禽流感死亡病例以及受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增强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2009-04-28
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已启动大规模疫情防治计划，以防范猪流感可能的蔓延。
猪流感病毒已被怀疑蔓延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新西兰，10名最近从墨西哥度假归来的学童已被隔离，其样本正接受化验以测试是否感染猪流感病毒，而在澳大利亚，有5人正在接受类似化验。
亚洲对非典型性肺炎(SARS)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以及近年禽流感的破坏性还存有痛苦的回忆。据信，这两种病毒与猪流感一样，都打破了物种障碍，能够感染并有时杀死人类。
亚洲各国机场周一加大了扫描器的使用，旨在探测体温升高的入境旅客。印尼禁止了所有的猪肉进口，中国则实施了较为有限的限制。菲律宾加强了对进口生猪的检疫，同时达菲(Tamiflu)和乐感清(Relenza)等抗流感药物也再次得到大量采购。
已拥有250万剂抗流感药物的韩国宣布，将把库存增至500万剂，这足以覆盖该国人口的10%。
亚洲之前对抗非典以及禽流感(正式名称为H5N1)的经验意味着，许多亚洲国家的医疗体系拥有完善的防治措施，能够应对猪流感等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猪肉和猪肉制品只要充分煮透，使其内部温度持续达到160华氏度(71.11摄氏度)以上，就不会给人类带来威胁。
同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担心猪流感蔓延，中国已禁止进口来自墨西哥和美国三个州的生猪和猪肉制品。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来自墨西哥、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州以及堪萨斯州的进口将受到影响。中国是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但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猪肉进口数量通常很小。
中国迄今还没有接到人感染猪流感病例的报告，但最近禽流感死亡病例以及受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增强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
王冬胜∶人民币结算助引环球企业来港注册
王冬胜∶人民币结算助引环球企业来港注册
财华社香港新闻中心。 银行公会主席王冬胜表示，由于香港有望成为内地唯一境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地方，有利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港注册，由于在本港注册的公司可以透过将资产抵押予银行，以取得人民币；因此，有关措施对香港的金融业，地产业，贸易，以至就业均有正面的影响。 他续指，若以目前中港两地贸易额2.8万亿元计，预计每年约10%在香港结算，金额便达2,000亿元，虽然香港的人民币只有约500多亿元并不足够，但相信随著未来中央实落在港发债，人民币量将会有所上升。 此外，工银亚洲(00349-HK)董事兼副总经理黄远辉表示，随著未来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进行对冲活动，加上香港的存款越来越多，人民币流通增加，将有助巩固香港的金融中心。 对于中央锐意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黄远辉认为，此举可能标人民币于2020年可自由兑换。
财华社香港新闻中心。 银行公会主席王冬胜表示，由于香港有望成为内地唯一境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地方，有利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港注册，由于在本港注册的公司可以透过将资产抵押予银行，以取得人民币；因此，有关措施对香港的金融业，地产业，贸易，以至就业均有正面的影响。 他续指，若以目前中港两地贸易额2.8万亿元计，预计每年约10%在香港结算，金额便达2,000亿元，虽然香港的人民币只有约500多亿元并不足够，但相信随著未来中央实落在港发债，人民币量将会有所上升。 此外，工银亚洲(00349-HK)董事兼副总经理黄远辉表示，随著未来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进行对冲活动，加上香港的存款越来越多，人民币流通增加，将有助巩固香港的金融中心。 对于中央锐意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黄远辉认为，此举可能标人民币于2020年可自由兑换。
遭去年“水源门”重创 康师傅矿物质水跌落头把交椅
遭去年“水源门”重创 康师傅矿物质水跌落头把交椅
近日，康师傅矿物质水更换了新包装。新包装上的标签除了 “地址”栏外，还增添了“产地：上海市”、“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锦昔置业园C8、C9号厂房”。 2008年对于康师傅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32.86%达42.72亿美元，净利增长33.65%达2.6亿美元；忧的是，康师傅矿物质水在短短了半年里，由盈利变成千万元以上的严重亏损，康师傅将这归咎于去年7月份爆发的“水源门”事件。痛失头把交椅 据AC尼尔森公布的 “2008年12月最新零研报告”显示，如果按销售量计算，康师傅矿物质水去年市占率为19.9%，仍占全国包装水第一品牌；若按销售额计算，康师傅矿物质水的市占率则从2007年的18.1%跌至17.7%，成为行业第二，娃哈哈以18.0%跃居第一，农夫山泉第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从康师傅公司证实，去年“水源门”事件发生之后短短半年内，其矿物质水迅速由盈利变成千万元以上的严重亏损。 去年8月6日起，《每日经济新闻》连续报道了康师傅矿物质水广告中声称的“选取的优质水源”原来是自来水，被指涉嫌虚假宣传。报道一出便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工商、质检、消协等部门相继介入此事。事发几天后，康师傅“优质水源”广告停播。1个月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就矿物质水产品广告中标示 “选用优质水源”一事向消费者公开致歉。 期间，康师傅矿物质水又陷“产地门”，标签上标注杭州厂家的地址，实际产地却在其他城市，并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零售价跌至行业最低 事实证明，停播广告、公开致歉并没能结束康师傅矿物质水所面临的困境，在随后的时间内，康师傅“水源门”被延伸到矿物质水对人体健康问题的争论，这也给康师傅矿物质水的销售带来了影响。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水源门”爆发前，康师傅矿物质水在家乐福、沃尔玛等卖场的零售价为0.9元/瓶，但事发后，零售价曾下调至0.85元。记者昨日在上海家乐福看到，目前康师傅的这款产品售价已降至0.8元/瓶，是所有饮用水品牌中售价最低的，此外，12瓶装的仅售7.6元，折合单价仅0.63元/瓶。而同样规格的矿物质水，其他品牌的零售价最低的0.9元/瓶，最高则卖到2.8元/瓶。标签新添“产地”栏 近日，康师傅矿物质水更换了新包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新包装除了瓶身造型、图案设计等发生了明显变动外，标签内容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尤其是增加了产地一栏。 以在上海市场销售的产品为例，此前，康师傅矿物质水的标签上根本没有“产地”一栏。而现在，新包装上的标签除了“地址”栏外，还增添了“产地：上海市”、“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锦昔置业园C8、C9号厂房”。 同时，康师傅矿物质水的新包装上还新添了“安全饮水，健康放心”、“经过6道滤净程序，严格品质管控”、“采用进口先进设备，确保品质安全稳定”等字样，可见其良苦用心。 然而，不少消费者对此也有自己的选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该卖场的饮用水区域观察了15分钟，竟没有一位顾客选择矿物质水产品，只见一位妇女矿在物质水产品钱徘徊了数次，最后却将某品牌的一箱天然水搬到了购物车里。“最近天然矿泉水的销量有所上升。”该区域一促销员告诉记者。今年或加速推广天然水 康师傅似乎也已意识到了备受重创的矿物质水将面临的命运，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道忠去年9月就曾向媒体透露，公司将在京津、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寻找优质天然矿泉水源，未来将发展天然矿泉水业务。 事实上，康师傅早在“水源门”前就已拥有矿泉水业务，其在吉林的一家工厂所用的水源就是长白山矿泉水。康师傅在年报中称，“天然水，天生好水，2008年于东北测试市场接受度，2009年起调整行销策略，力争快速占领市场”。看来，推广天然矿泉水业务将成为康师傅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近日，康师傅矿物质水更换了新包装。新包装上的标签除了 “地址”栏外，还增添了“产地：上海市”、“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锦昔置业园C8、C9号厂房”。 2008年对于康师傅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32.86%达42.72亿美元，净利增长33.65%达2.6亿美元；忧的是，康师傅矿物质水在短短了半年里，由盈利变成千万元以上的严重亏损，康师傅将这归咎于去年7月份爆发的“水源门”事件。痛失头把交椅 据AC尼尔森公布的 “2008年12月最新零研报告”显示，如果按销售量计算，康师傅矿物质水去年市占率为19.9%，仍占全国包装水第一品牌；若按销售额计算，康师傅矿物质水的市占率则从2007年的18.1%跌至17.7%，成为行业第二，娃哈哈以18.0%跃居第一，农夫山泉第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从康师傅公司证实，去年“水源门”事件发生之后短短半年内，其矿物质水迅速由盈利变成千万元以上的严重亏损。 去年8月6日起，《每日经济新闻》连续报道了康师傅矿物质水广告中声称的“选取的优质水源”原来是自来水，被指涉嫌虚假宣传。报道一出便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工商、质检、消协等部门相继介入此事。事发几天后，康师傅“优质水源”广告停播。1个月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就矿物质水产品广告中标示 “选用优质水源”一事向消费者公开致歉。 期间，康师傅矿物质水又陷“产地门”，标签上标注杭州厂家的地址，实际产地却在其他城市，并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零售价跌至行业最低 事实证明，停播广告、公开致歉并没能结束康师傅矿物质水所面临的困境，在随后的时间内，康师傅“水源门”被延伸到矿物质水对人体健康问题的争论，这也给康师傅矿物质水的销售带来了影响。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水源门”爆发前，康师傅矿物质水在家乐福、沃尔玛等卖场的零售价为0.9元/瓶，但事发后，零售价曾下调至0.85元。记者昨日在上海家乐福看到，目前康师傅的这款产品售价已降至0.8元/瓶，是所有饮用水品牌中售价最低的，此外，12瓶装的仅售7.6元，折合单价仅0.63元/瓶。而同样规格的矿物质水，其他品牌的零售价最低的0.9元/瓶，最高则卖到2.8元/瓶。标签新添“产地”栏 近日，康师傅矿物质水更换了新包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新包装除了瓶身造型、图案设计等发生了明显变动外，标签内容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尤其是增加了产地一栏。 以在上海市场销售的产品为例，此前，康师傅矿物质水的标签上根本没有“产地”一栏。而现在，新包装上的标签除了“地址”栏外，还增添了“产地：上海市”、“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锦昔置业园C8、C9号厂房”。 同时，康师傅矿物质水的新包装上还新添了“安全饮水，健康放心”、“经过6道滤净程序，严格品质管控”、“采用进口先进设备，确保品质安全稳定”等字样，可见其良苦用心。 然而，不少消费者对此也有自己的选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该卖场的饮用水区域观察了15分钟，竟没有一位顾客选择矿物质水产品，只见一位妇女矿在物质水产品钱徘徊了数次，最后却将某品牌的一箱天然水搬到了购物车里。“最近天然矿泉水的销量有所上升。”该区域一促销员告诉记者。今年或加速推广天然水 康师傅似乎也已意识到了备受重创的矿物质水将面临的命运，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道忠去年9月就曾向媒体透露，公司将在京津、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寻找优质天然矿泉水源，未来将发展天然矿泉水业务。 事实上，康师傅早在“水源门”前就已拥有矿泉水业务，其在吉林的一家工厂所用的水源就是长白山矿泉水。康师傅在年报中称，“天然水，天生好水，2008年于东北测试市场接受度，2009年起调整行销策略，力争快速占领市场”。看来，推广天然矿泉水业务将成为康师傅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传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在狱中自杀不遂
传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在狱中自杀不遂
财华社香港新闻中心。 据《苹果日报》引述消息称，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00493-HK)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 黄光裕自去年11月19日因涉及经济犯罪，被内地警方扣查；国美于去年11月24日暂停交易至今，国美副总裁何阳青日前向内地媒体透露，该公司将于发布08年报后复牌，股东会初步计划于5月中召开。 国美昨公布08年全年纯利按年倒退7.02%至10.48亿元，不派息。
财华社香港新闻中心。 据《苹果日报》引述消息称，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的国美电器(00493-HK)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日前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 黄光裕自去年11月19日因涉及经济犯罪，被内地警方扣查；国美于去年11月24日暂停交易至今，国美副总裁何阳青日前向内地媒体透露，该公司将于发布08年报后复牌，股东会初步计划于5月中召开。 国美昨公布08年全年纯利按年倒退7.02%至10.48亿元，不派息。
标普：猪流感或给航空业造成类似SARS的冲击
标普：猪流感或给航空业造成类似SARS的冲击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 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Standard & Poor's Ratings Services)周一警告称，近期爆发猪流感后，航空业可能会像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后一样，再度面临国际运量急剧下滑的局面。 标普信用分析师Philip Baggaley承认，虽然猪流感尚未导致与SARS类似规模的卫生问题，但政府实施的检疫措施以及旅行人士的恐慌可能会重挫航空运量。 标普称，欧盟负责卫生事务的委员呼吁欧洲民众避免前往墨西哥、美国的不必要旅行，此举将使航空业滑坡进一步加剧。
财华社深圳新闻中心 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Standard & Poor's Ratings Services)周一警告称，近期爆发猪流感后，航空业可能会像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后一样，再度面临国际运量急剧下滑的局面。 标普信用分析师Philip Baggaley承认，虽然猪流感尚未导致与SARS类似规模的卫生问题，但政府实施的检疫措施以及旅行人士的恐慌可能会重挫航空运量。 标普称，欧盟负责卫生事务的委员呼吁欧洲民众避免前往墨西哥、美国的不必要旅行，此举将使航空业滑坡进一步加剧。
危机恶化下一站——欧洲银行业
危机恶化下一站——欧洲银行业
IMF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英国之外的西欧银行2007-2010年的冲销总额将达到1.10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同期的1.049万亿美元。IMF说，欧元区银行迄今仅冲销了17%的损失，而美国银行业这一比例为50%;英国各家银行冲销了3100亿美元预期损失中的三分之一左右。
阿思达克点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欧洲经济问题同样也加剧了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报告估计欧盟经济今年会收缩4%，下滑幅度甚至大于美国经济预期的2.8%。周三，英国公布的预算案显示，其国债增幅创下了二战以来之最。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收缩了3.3%，下滑幅度大于去年第四季度的2.1%。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更预计德国经济今年将收缩6%，会是1931年以来记录的最糟糕表现。
由于经济危机发生的源头在美国，所以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经济的表现情况上，但事实上，欧洲金融业的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恶劣。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杠杆率大约是12比1，即一元资本做十二元生意。但在欧洲，即使是我们印象中较为谨慎的德国银行的这类比率是52比1，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在经济顺风顺水时，高杠杆可以为银行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杠杆越高，就能获得比同行更高的收益，所以大家才会乐此不疲地把蛋糕越做越大。然而，如今经济陷入衰退时，其相应的风险也将同步上升，杠杆越高，输面越大，更有可能是一招清盘，国家可以如此，何况是企业呢!
而且，欧洲银行业对新兴市场的依赖比美国银行业大，从目前金融危机发展的形势看，新兴市场及小规模经济体面临的风险远高于美国，去年曾爆发的东欧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那么，当人们的焦点都在美国银行业时，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是不该被我们所遗忘的，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关注，而当风险还是可以控制或者并不存在，或许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再次恶化的导火索就一直在我们身边。
此外，从目前世界各国救助经济的规模及速度上看，欧洲政府在上述方面一直慢于美国和亚洲经济体。这是因为虽然欧盟的成立，对欧洲经济一体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作用，但必须说明的是，政治不能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弊端，也是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所谓的“结盟”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的分歧也是巨大的，各国需要最先考虑的和顾及的是本国利益，更不可能在危机时做出让步，何来同舟共济，在此时，喊喊口号仅是忽悠而已。如此，欧盟的经济总量又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如果欧洲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收缩过大的情况，那么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可见，我们对全球经济复苏所抱有的希望，仍需要打些折扣。
IMF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英国之外的西欧银行2007-2010年的冲销总额将达到1.10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同期的1.049万亿美元。IMF说，欧元区银行迄今仅冲销了17%的损失，而美国银行业这一比例为50%;英国各家银行冲销了3100亿美元预期损失中的三分之一左右。
阿思达克点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欧洲经济问题同样也加剧了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报告估计欧盟经济今年会收缩4%，下滑幅度甚至大于美国经济预期的2.8%。周三，英国公布的预算案显示，其国债增幅创下了二战以来之最。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收缩了3.3%，下滑幅度大于去年第四季度的2.1%。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更预计德国经济今年将收缩6%，会是1931年以来记录的最糟糕表现。
由于经济危机发生的源头在美国，所以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经济的表现情况上，但事实上，欧洲金融业的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恶劣。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杠杆率大约是12比1，即一元资本做十二元生意。但在欧洲，即使是我们印象中较为谨慎的德国银行的这类比率是52比1，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在经济顺风顺水时，高杠杆可以为银行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杠杆越高，就能获得比同行更高的收益，所以大家才会乐此不疲地把蛋糕越做越大。然而，如今经济陷入衰退时，其相应的风险也将同步上升，杠杆越高，输面越大，更有可能是一招清盘，国家可以如此，何况是企业呢!
而且，欧洲银行业对新兴市场的依赖比美国银行业大，从目前金融危机发展的形势看，新兴市场及小规模经济体面临的风险远高于美国，去年曾爆发的东欧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那么，当人们的焦点都在美国银行业时，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是不该被我们所遗忘的，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关注，而当风险还是可以控制或者并不存在，或许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再次恶化的导火索就一直在我们身边。
此外，从目前世界各国救助经济的规模及速度上看，欧洲政府在上述方面一直慢于美国和亚洲经济体。这是因为虽然欧盟的成立，对欧洲经济一体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作用，但必须说明的是，政治不能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弊端，也是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所谓的“结盟”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的分歧也是巨大的，各国需要最先考虑的和顾及的是本国利益，更不可能在危机时做出让步，何来同舟共济，在此时，喊喊口号仅是忽悠而已。如此，欧盟的经济总量又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如果欧洲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收缩过大的情况，那么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可见，我们对全球经济复苏所抱有的希望，仍需要打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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