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地产能避免成为第一家破产的内地大型地产上市公司吗
一笔即将到期的可换股债券，很可能令中新地产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563，下称中新地产）成为此轮房地产调整中，第一家面临被债权人“清算”的大型开发商。 4月16日，中新地产孤注一掷的结局将在香港揭晓。3月25日，中新地产发布公告，建议于2009年6月12日提前赎回可转债券，由每1万港元本金支付1.201万港元，调降至每1万港元本金支付4000港元。 如果按最初约定的赎回价格计算，中新地产需要为这笔6月到期债款支付总计超过11亿港元。但根据中新地产提出的新建议，则为支付约3.66亿港元。 除低价赎回选择外，中新地产提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将提前赎回的日期推迟一年至2010年6月12日，赎回价格则升至每1万港元本金支付1.2766万港元。 对于这家在两年间迅速壮大并跻身土地储备前列的地产公司，生机仅存一线。决定权在债权人一边。四折还债 中新地产公告称：“目前而言，为未来业务发展保留资金而非使用资金偿还债券是最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之举”，并坚称，公司“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应付全部债券赎回”。 不过，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已将其企业信用评级一再降低。在中新地产发布上述公告次日，标准普尔即将中新地产企业信用评级由“CC”下调至“SD”，这相当于认定企业基本无力偿还债务本息。 标准普尔分析师符蓓指出，“如果修改建议获批，等同于立即违约。”因为新提出的提前赎回价格，大大低于这批未到期债券的最初提前赎回价格。 另一方面，市场中关于中新地产资金链将断裂、准备打包抛售物业的传闻甚嚣尘上。中新地产近期公开否认了这一传言。 但据接近中新地产的人士透露，中新地产确实已委托中介机构对旗下商业地产项目进行评估，打算将其打包整体转让。待转让项目包括其在重庆、西安、沈阳、天津等地正在开发的多个写字楼、酒店及商场项目，规划总建设面积超过115万平方米，总估值约达173.5亿元。 一位接近评估机构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还没有买家有接盘意向。在他看来，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这些主要位于二三线城市的商业地产项目，即使以评估价值一半的价格出售，也未必能找到买家。 同样没有买家的，还有如今令中新地产陷入危机的可换股债券。一位负责证券及票据交易的投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上各类可换股债券的交易价格均大幅下跌。“面值1元的债券，0.50元就可以买到。这相当于说，市场已经认定大部分发债的公司都有破产风险。”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市况，使得中新地产认为以四折价格回购不无可能。一位曾参与中新地产发债的投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债权人如今亦面临两难抉择，如此低价卖掉无疑很难接受。但如果拒绝赎回，一旦公司破产，债权人可能承受更大损失。 在前述投行人士看来，尽管如此，可转债持有人可能仍会选择投反对票。并要求中新地产按原定协议履约。“以四折的价格重组债务，很难被债券持有人认可，因为中新地产仍持有大量可销售物业。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清算后，债权人仍有望得到比四折价格更高的回报。中新地产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许是债券持有人同意其延迟一年赎回债券。”高昂融资成本 中新地产的票据危机，早在今年春节即已显露。如今压迫中新地产资金链的，不仅是上述即将到期的可转债，还有一笔年息逾3亿多元的高息票据及认股权证。 2009年1月23日，中新地产没能按期为一笔4亿美元的债券支付高达1.5亿元人民币的票息。评级机构穆迪，随后将中新地产的公司评级和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由Caa1下调至Ca。这一评级，相当于认定该公司已接近破产边缘。 穆迪分析师曾启贤称，中新地产是其遇到的首家因无法按期支付海外票据利息，而面临违约的内地民营地产上市公司。 他认为，即便此次票息事件如期解决，中新地产今年6月还将赎回约11亿港元的可转换债券，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触即发。 2月9日，中新地产行政总裁刘义公开回应票息危机，表示该票息支付仍有30天宽限期，未及时偿还票息是因为其到期时正值春节长假。随后，中新地产对外称已如约支付欠息。按照票据发行协议，2009年7月，中新地产还将再度为此支付高额利息。 中新地产这两笔票据，是在2006年至2007年房地产泡沫迅速膨胀之时发行的，融资目的在于迅速扩大土地储备。 2006年6月12日，中新地产与摩根大通、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订立了认购协议，发行本金总额达13.40亿港元的可换股债券。这笔债券主要用于一般营运资金及潜在收购、融资等需求，包括收购天津南开区旧城区的若干土地。 该协议规定，若不执行换股，债券将于2011年5月到期。届时中新地产需赎回债券，赎回价为本金的135.7％。不过，2009年6月12日后，可换股债券持有人即有权要求中新地产赎回债券，赎回价为本金的120.1％。 中新地产现在建议的债券赎回计划，等于承认公司已很难按协议赎回该笔可转债。 2007年7月23日，中新地产再次发行4亿美元的高级票据。这笔票据至2014年7月23日到期，但利息自2008年1月23日起计，须每半年于1月23日、7月23日支付。 每年3亿多元的票据利息，在市场好的时候不难周转。但自2008年来，房地产市场骤然转冷，中新地产销售陷入困境，财务状况捉襟见肘。 2009年1月21日，中新地产发布中期业绩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0月31日的六个月，中新地产营业额仅为5780万港元，较2007年同期的10.25亿港元大幅减少94.4％。而负债合计203.25亿港元，其中银行贷款共计31.77亿港元，资产负债率为70.61％。 对于房地产公司，70％左右的资产负债率相当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若对其财务报表进行深入分析，便可发现，中新地产的主要负债是融资性债务，高达约79亿港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约占一半，达39亿港元之多（包含约11亿港元可换股债券）。 据其2008年半年报显示，中新地产为其票据支付利息约2.1亿港元。此外，中新地产还为两笔20多亿港元的股东贷款支付本息达2.8亿港元。在中新地产当时的28亿港元短期贷款中，有约20亿港元借款的利息高达20％。 高昂的融资成本，令中新地产举步维艰，而如果债权人拒绝中新地产的打折赎回和延期建议，这很可能成为压断其资金链的“最后一根稻草”。土地豪赌代价 2003年，中新地产借壳原科建集团在香港主板上市时，还是一家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其董事长郦松校持有公司约54％的股份，是最大股东。郦松校行事低调，甚少公开露面。 中新地产的主要项目集中在北京朝阳区，开发有后现代城、青年汇等多个住宅项目。至2006年4月，其公告显示，土地储备仅有300万平方米。 但此后，中新地产通过发行两笔票据融资数十亿元，在地产泡沫迅速膨胀的两年间，大肆扩张土地储备。2007年，中新地产的项目从6个增加至11个，土地规模增至1000万平方米，增幅207％。至2008年，中新地产土地储备达到1482万平方米，项目遍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重庆、成都、哈尔滨、深圳、西安、珠海、长沙等11个城市，多达16个。中新地产一举跻身全国知名大型地产公司行列。 至2008年4月30日，中新地产营业额为50.29亿港元，较2007年的27.80亿港元增长80.9％。不过，好日子到此为止了。 与大多数急于扩张的大型地产公司一样，中新地产对市场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但与一些在“招拍挂”中拿下天价地的公司不同，中新地产更青睐以股权收购的方式低价收购土地。 一位了解其运作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这种方式看似可以较好地控制土地成本，并借此降低市场风险，但往往很难规范透明。这种拿地方式存在较高风险。” 2008年1月22日，中新地产宣布停牌，其股份、可换股债券暂停买卖。2008年2月1日，陈艳琴辞任中新地产秘书、法定代表，陈俊霖辞任公司副总裁及法定代表。2008年6月10日，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辞任中新地产核数师，董事会改聘陈叶冯会计师事务所。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士都知道，股票停牌、重要人士变动及更换审计机构均是一家上市公司可能出现重大危机的信号。但直至票据危机爆发，中新地产仍未就停牌向外界给出明确答复。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新地产停牌的主要原因，是内地一家房地产公司举报中新地产违规拿地。此后，香港联交所要求中新地产作出解释。但中新地产一直没能给出满意答复，因此无法复牌。此外，联交所还调查公司可能存在的潜在财务审计问题。这是其公司秘书及法定代表辞职的主要原因。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现在，中新地产除准备转让多宗住宅项目的商业配套之外。还准备退出其与东环置业共同开发的“自由小镇”项目。该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总规划建筑面积达82.6万平方米，中新地产先后分三次共获得其项目公司56％股权，耗资7.998亿元。按照权益计算，中新地产获取该项目的成本仅为1700多元/平方米。 但是，该项目的历史极为复杂。其最初的开发商为君合百年公司。其合作股东为泰跃地产，实为“泰跃系”刘军下属公司。2006年，刘军因涉贿赂案件被检方调查。 2007年，中新地产接盘。但此后，该项目一直进展缓慢。据《财经》记者了解，中新地产曾计划以8亿元将其所持股权抵押与东环置业公司，但后者只同意出资4亿元。 4月7日，《财经》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整个“自由小镇”项目用地，已被简易围墙隔成两片，其中一片近三分之二的区域内荆棘丛生，尚有约30户居民没有搬走。 在外界对其还款能力一片质疑声中，中新地产总裁刘义公开表示，其目前四证齐全的可售房源已经超过1万套，年内还将推出可售房屋6000余套，总销售资产将超过100亿元。从中新地产的财报看，截至2008年10月底，其存货确实达到199.5亿元。不过，这些存货大部分均是如“自由小镇”一样的在建项目，其中，发展中物业为195.39亿元。 中国地产市场在今年一季度出现“小阳春”，中新地产能否借势摆脱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仍未可知。■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广交会一期成交额同比下降逾两成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仍在继续，第10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下称第105届广交会）一期成交额同比下降逾两成。
广交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慕新海4月20日介绍，4月15日至19日举行的第105届广交会一期，累计出口成交额130.3亿美元，比去年10月举行的第104届广交会一期下降20.8%。同时，到会境外采购商比第104届第一期下降5.4%，共计82520人。 参展企业最真切地体会到了订单的减少。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外销部的陈建东告诉《财经》记者，这五天，共拿到意向订单三四百万美元，相比出口市场最好时的五六百万美元意向订单，这次收获“一般”。这家公司以生产吸尘器为主，99%的产品出口，其中，70%销往欧洲。
宁波大华电器所在的“品牌馆”是订单情况较好的展区，出口成交额52.20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40%，比上届提高3.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做贴牌加工的企业交易更是清淡。来自苏州的一家吸尘器生产公司销售部的唐小姐告诉《财经》记者，她所在的公司几乎没有新订单。
慕新海介绍，十类参展商品中，只有卫浴设备出口成交额微增0.7%，其余九类产品的出口成交额下降均超过两位数，依次为：化工产品45.7%、电子消费品35.4%、机械设备28.9%、建筑及装饰材料28.1%、五金工具28%、照明产品19.3%、运输工具15.6%、电子电气产品14.3%、家用电器12.1%。
在意向订单明显减少的同时，第105届广交会呈现出短单、小单明显增多的特点，境外采购商多将长单改为短单、大单改为小单。宁波奥克斯公司对西班牙出口的家用空调，订单额从往届的一次约100万美元，减为本届的约20万美元，交货期从三个月改为两个月内。 “来（广交会）之前就想到订单情况会很差，但还是得来，关键是让老客户看到我们公司还在，还能与老客户交流交流。”山东泰安科诺型钢股份有限公司外贸科的陈世坤告诉《财经》记者。很多参展商与陈世坤的想法类似，抱着“联络老客户、认识潜在新客户”的心态来参加本届广交会。 但多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参展商反映，此前合作过的很多欧美大采购商没有来，非洲和东南亚的采购商明显增多。
数据显示，第105届广交会的出口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传统市场的出口成交额下降。其中，对欧盟和日本的下降幅度达到35%以上，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则分别下降11.2%和4.9%。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有升有降，其中，对阿根廷、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有所增长，但是，对俄罗斯、巴西分别下降42%和35%。
不过，虽然第105届广交会一期成交额和采购商人数比上届同期减少，但到会客商数和成交额降幅逐日收窄。据慕新海介绍，4月15日累计到会人数下降6.3%，成交额下降16.5%。4月16日至19日，累计到会人数降幅从6.9%逐日缩小至5.4%，收窄1.5个百分点；累计成交额降幅从26.3%逐日缩小至20.8%，收窄5.5个百分点。
商务部发布的3月进出口数据显示，外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3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0亿美元，下降17.1%；进口717.30亿美元，下降25.1%。
不过，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进出口同比数据大幅下降的同时，环比数据已出现回升。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按平均工作日水平的可比口径计算环比指标，3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比2月增长23.8%，其中，出口增长32.8%，进口增长14%。
第105届广交会分三期举行，第一期已于4月15日至19日举行，展出家用电器、五金工具、运输工具、化工等十大类商品；第二期将于4月24日至28日举行，展出日用消费品类、礼品类、家居装饰类三个商品种类；第三期5月3日至7日举行，展出纺织服装类、鞋类、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类、医药及医疗保健类、食品及土特产类五类商品。在二期专设的内外贸洽谈会安排在4月25日。■
广交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慕新海4月20日介绍，4月15日至19日举行的第105届广交会一期，累计出口成交额130.3亿美元，比去年10月举行的第104届广交会一期下降20.8%。同时，到会境外采购商比第104届第一期下降5.4%，共计82520人。 参展企业最真切地体会到了订单的减少。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外销部的陈建东告诉《财经》记者，这五天，共拿到意向订单三四百万美元，相比出口市场最好时的五六百万美元意向订单，这次收获“一般”。这家公司以生产吸尘器为主，99%的产品出口，其中，70%销往欧洲。
宁波大华电器所在的“品牌馆”是订单情况较好的展区，出口成交额52.20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40%，比上届提高3.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做贴牌加工的企业交易更是清淡。来自苏州的一家吸尘器生产公司销售部的唐小姐告诉《财经》记者，她所在的公司几乎没有新订单。
慕新海介绍，十类参展商品中，只有卫浴设备出口成交额微增0.7%，其余九类产品的出口成交额下降均超过两位数，依次为：化工产品45.7%、电子消费品35.4%、机械设备28.9%、建筑及装饰材料28.1%、五金工具28%、照明产品19.3%、运输工具15.6%、电子电气产品14.3%、家用电器12.1%。
在意向订单明显减少的同时，第105届广交会呈现出短单、小单明显增多的特点，境外采购商多将长单改为短单、大单改为小单。宁波奥克斯公司对西班牙出口的家用空调，订单额从往届的一次约100万美元，减为本届的约20万美元，交货期从三个月改为两个月内。 “来（广交会）之前就想到订单情况会很差，但还是得来，关键是让老客户看到我们公司还在，还能与老客户交流交流。”山东泰安科诺型钢股份有限公司外贸科的陈世坤告诉《财经》记者。很多参展商与陈世坤的想法类似，抱着“联络老客户、认识潜在新客户”的心态来参加本届广交会。 但多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参展商反映，此前合作过的很多欧美大采购商没有来，非洲和东南亚的采购商明显增多。
数据显示，第105届广交会的出口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传统市场的出口成交额下降。其中，对欧盟和日本的下降幅度达到35%以上，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则分别下降11.2%和4.9%。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有升有降，其中，对阿根廷、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有所增长，但是，对俄罗斯、巴西分别下降42%和35%。
不过，虽然第105届广交会一期成交额和采购商人数比上届同期减少，但到会客商数和成交额降幅逐日收窄。据慕新海介绍，4月15日累计到会人数下降6.3%，成交额下降16.5%。4月16日至19日，累计到会人数降幅从6.9%逐日缩小至5.4%，收窄1.5个百分点；累计成交额降幅从26.3%逐日缩小至20.8%，收窄5.5个百分点。
商务部发布的3月进出口数据显示，外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3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0亿美元，下降17.1%；进口717.30亿美元，下降25.1%。
不过，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进出口同比数据大幅下降的同时，环比数据已出现回升。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按平均工作日水平的可比口径计算环比指标，3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比2月增长23.8%，其中，出口增长32.8%，进口增长14%。
第105届广交会分三期举行，第一期已于4月15日至19日举行，展出家用电器、五金工具、运输工具、化工等十大类商品；第二期将于4月24日至28日举行，展出日用消费品类、礼品类、家居装饰类三个商品种类；第三期5月3日至7日举行，展出纺织服装类、鞋类、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类、医药及医疗保健类、食品及土特产类五类商品。在二期专设的内外贸洽谈会安排在4月25日。■
绿城中国面临违约风险 提前赎回高息票据
绿城中国还在借钱，但老债主们已经在敲门了。
4月21日，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3900，下称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其拟以八五折的价格，提前赎回一笔4亿美元的高息票据。 这次赎回行动，缘于几天前（4月15日）绿城中国计划实行的一笔19.83亿元的信托融资。尽管4亿美元的高息票据要到2013年才到期，但是，绿城中国刚刚订立的苛刻的信托条约，将使其违背多项2006年发行高息票据时的契约。在这种情况下，高息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绿城中国提前赎回债券。绿城中国则想讨价还价，在提前赎回票据的同时要求修改票据设立时的条款。不过，这家公司的资金状况是否足以应付目前的这场债务和法律危机，市场人士对此并不看好。
美国东部时间5月19日前，债券持有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一报价。一位接近债券保荐商的投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以他的经验，债券持有人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恐怕不会接受以折扣价赎回债券。因为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绿城中国无法赎回债券，清算并以资产作抵押也许对债权人更为有利。
“如果绿城中国无法顺利解决高息债券违约的问题，它的信托融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信托引发“连环债”
2006年11月，绿城中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不久，即发行了一笔4亿美元的高级票据，年息为9%，债券至2013年到期。每隔半年，绿城中国都将为此支付一次高额利息。 和大多数高息债券一样，债券合约中，设立了多项苛刻的排他性条款，并对绿城中国此后出售资产等事宜做出了限制。不过，绿城中国刚刚订立的信托合约，则显得更加苛刻。
4月15日，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与工商银行达成一项信托融资计划，初始信托资本最高为19.83亿元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将至少担负其中85%的资金金额。信托将于出售完成时向海企绿城及无锡绿城分别提供12.5亿元及4.37亿元贷款，海企绿城将此笔贷款支持蓝色钱江项目第一期发展建设费用，而无锡绿城则将这笔贷款用于无锡太湖新城项目第一期的发展支出所需。
该信托贷款年利率高达14%，并规定：若绿城中国各方发生重大不利事件，将以1元代价向信托人出售其抵押的杭州项目公司和无锡项目公司的所有剩余权益。
绿城中国若履行这一信托计划，则意味着将违背高息债券合约中，项目公司债务不得超过总负债15%等多项内容。
按照高息票据合约，在违约的情况下，高息债券承销机构及持有其债券总金额25%以上的债权人均可要求绿城中国提前赎回债券。在2009年11月8日前，绿城中国许诺的赎回价格为债券总金额的109%。如今，绿城中国只想以85%的价格回购。
绿城中国同时承认，2008年，由于其若干房地产项目延误完成，为解决建设资金、开发成本及营运资金需求，大量向银行借款，同时，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也通过抵押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借款融资。这些借款行为同样可能与当年公司发行高息票据时的承诺条款相违背。
低迷的市场和超负荷的扩张给绿城中国带来了不断激增的负债，也使其深陷巨大的法律风险之中。地王危机
绿城中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要冒险通过信托融资，主要是为其在杭州的地王项目——蓝色钱江筹措资金。19.83亿元信托融资计划中，有12.5亿元将投入到该项目。 在公告信托融资的同一天，绿城中国与其项目合作股东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004，下称九龙仓）进行了一次罕见的交易。
九龙仓以12.3亿元的代价收购绿城位于上海的新江湾城D1地块100%权益，同时将自己位于杭州的蓝色钱江地块项目40%权益作价13.8亿元转让给绿城中国。这两项交易须同时成交，而绿城中国将须向九龙仓支付两项交易的差价1.5亿元。
上海新江湾城D1地块和蓝色钱江地块都是绿城中国在2007年，土地泡沫最高涨的时期高价拍得的地王项目。
2007年5月，绿城中国与杭州葛洲坝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葛洲坝）、杭州康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康居）联手，以34.9亿元取得杭州蓝色钱江地块。楼面价格（总地价/总规划建筑面积）高达11759元/平方米。此后，葛洲坝与杭州康居相继退出，九龙仓下属海港企业取得了蓝色钱江40%股权，与绿城中国联合开发该地块。
2007年6月，绿城中国又以12.6亿元取得上海新江湾城D1地块，楼面价格高达12509元/平方米，是这一地块挂牌起始价的2.5倍。
此时，正值上海房价飞速上涨之时。根据易居中国数据显示，2006年，上海新江湾地区新开盘项目均价尚在1万元/平方米以下，至2007年下半年，则涨至2万元/平方米以上。不过，自2008年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期，新江湾地区房价大跌，如今已滑落至1.5万元/平方米以下。这意味着绿城中国取得的新江湾项目根本没法开发，只能等待房价再度回涨，否则开发便会带来亏损。
绿城中国当初以12.6亿元取得该地块，两年后，不得不亏本出手，以12.3亿元转让给九龙仓。九龙仓则将杭州地王项目所占股权转让给绿城中国。
尽管绿城中国通过地王交换，退出了已成“烫手山芋”的上海项目。但是，其仍旧要独立开发杭州地王。
一位接近绿城中国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九龙仓与绿城中国互换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杭州项目大股东，绿城中国已经无法拿出资金推动该项目的开发。
为此，绿城中国只有设定新的融资计划。销售遇阻 负债激增
不断融资，不断拿地，曾是绿城中国迅速扩张的主要模式。2006年，绿城中国在香港完成上市，融资3.5亿美元，此后不到半年，又发行了上述4亿美元高息债券。2007年5月，绿城中国再次发行23.1亿元人民币零息可换股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扩大土地储备。这笔可换股债券尽管要到2012年才到期，但至2010年5月，债券持有人亦可选择令其提前赎回。 与高息票据一样，可换股债券同样是绿城中国的定时炸弹。
据绿城中国年报显示，2006年7月，其上市之初，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为800多万平方米；至2008年8月，土地储备增加至2627万平方米。
仅2007年一年，绿城中国即取得了21宗地块，花费了160亿元。其中，绿城中国拿出大约100亿元，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拿出大约60亿元。
通过迅速扩大土地储备，绿城中国在2007年销售达到150亿元，进入内地房地产前十名。但是，至2008年，房地产市场突然陷入低迷，绿城中国销售额大减。
据其半年报显示，至2008年6月31日，其物业销售结算金额仅为17.3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7%，销售面积则减少28.7%。
绿城中国在2008年底对外宣布，其全面预售金额约为150.1亿元，与上一年持平。不过， 这远低于其设定的200亿元的目标。
今年头三个月，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但是，绿城中国的销售却并不理想，其1月-2月销售额仅为9亿元。这主要是因为，绿城中国的主要产品是价格较高的高档公寓。而此轮地产“小阳春”中，热销的却是中低价位中小户型的房屋。主要靠投资拉动的高档住宅市场依旧低迷。
如今，绿城中国已一再推迟年报发布日期。今年初，公司已对年报净利润将出现大幅下滑提出预警。
尽管，绿城中国不久前曾宣布获得200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但这部分授信附有若干条件，仅局限于投资部分项目，不能用于还债。瑞银一份报告即认为，绿城中国当前的建设成本支出在80亿元到90亿元，加之另有上百亿元的待偿债款，很可能无法拿到足额授信，其资金已捉襟见肘。
4月21日，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3900，下称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其拟以八五折的价格，提前赎回一笔4亿美元的高息票据。 这次赎回行动，缘于几天前（4月15日）绿城中国计划实行的一笔19.83亿元的信托融资。尽管4亿美元的高息票据要到2013年才到期，但是，绿城中国刚刚订立的苛刻的信托条约，将使其违背多项2006年发行高息票据时的契约。在这种情况下，高息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绿城中国提前赎回债券。绿城中国则想讨价还价，在提前赎回票据的同时要求修改票据设立时的条款。不过，这家公司的资金状况是否足以应付目前的这场债务和法律危机，市场人士对此并不看好。
美国东部时间5月19日前，债券持有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一报价。一位接近债券保荐商的投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以他的经验，债券持有人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恐怕不会接受以折扣价赎回债券。因为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绿城中国无法赎回债券，清算并以资产作抵押也许对债权人更为有利。
“如果绿城中国无法顺利解决高息债券违约的问题，它的信托融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上述投行人士表示。 信托引发“连环债”
2006年11月，绿城中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不久，即发行了一笔4亿美元的高级票据，年息为9%，债券至2013年到期。每隔半年，绿城中国都将为此支付一次高额利息。 和大多数高息债券一样，债券合约中，设立了多项苛刻的排他性条款，并对绿城中国此后出售资产等事宜做出了限制。不过，绿城中国刚刚订立的信托合约，则显得更加苛刻。
4月15日，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与工商银行达成一项信托融资计划，初始信托资本最高为19.83亿元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将至少担负其中85%的资金金额。信托将于出售完成时向海企绿城及无锡绿城分别提供12.5亿元及4.37亿元贷款，海企绿城将此笔贷款支持蓝色钱江项目第一期发展建设费用，而无锡绿城则将这笔贷款用于无锡太湖新城项目第一期的发展支出所需。
该信托贷款年利率高达14%，并规定：若绿城中国各方发生重大不利事件，将以1元代价向信托人出售其抵押的杭州项目公司和无锡项目公司的所有剩余权益。
绿城中国若履行这一信托计划，则意味着将违背高息债券合约中，项目公司债务不得超过总负债15%等多项内容。
按照高息票据合约，在违约的情况下，高息债券承销机构及持有其债券总金额25%以上的债权人均可要求绿城中国提前赎回债券。在2009年11月8日前，绿城中国许诺的赎回价格为债券总金额的109%。如今，绿城中国只想以85%的价格回购。
绿城中国同时承认，2008年，由于其若干房地产项目延误完成，为解决建设资金、开发成本及营运资金需求，大量向银行借款，同时，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也通过抵押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借款融资。这些借款行为同样可能与当年公司发行高息票据时的承诺条款相违背。
低迷的市场和超负荷的扩张给绿城中国带来了不断激增的负债，也使其深陷巨大的法律风险之中。地王危机
绿城中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要冒险通过信托融资，主要是为其在杭州的地王项目——蓝色钱江筹措资金。19.83亿元信托融资计划中，有12.5亿元将投入到该项目。 在公告信托融资的同一天，绿城中国与其项目合作股东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004，下称九龙仓）进行了一次罕见的交易。
九龙仓以12.3亿元的代价收购绿城位于上海的新江湾城D1地块100%权益，同时将自己位于杭州的蓝色钱江地块项目40%权益作价13.8亿元转让给绿城中国。这两项交易须同时成交，而绿城中国将须向九龙仓支付两项交易的差价1.5亿元。
上海新江湾城D1地块和蓝色钱江地块都是绿城中国在2007年，土地泡沫最高涨的时期高价拍得的地王项目。
2007年5月，绿城中国与杭州葛洲坝实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葛洲坝）、杭州康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康居）联手，以34.9亿元取得杭州蓝色钱江地块。楼面价格（总地价/总规划建筑面积）高达11759元/平方米。此后，葛洲坝与杭州康居相继退出，九龙仓下属海港企业取得了蓝色钱江40%股权，与绿城中国联合开发该地块。
2007年6月，绿城中国又以12.6亿元取得上海新江湾城D1地块，楼面价格高达12509元/平方米，是这一地块挂牌起始价的2.5倍。
此时，正值上海房价飞速上涨之时。根据易居中国数据显示，2006年，上海新江湾地区新开盘项目均价尚在1万元/平方米以下，至2007年下半年，则涨至2万元/平方米以上。不过，自2008年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期，新江湾地区房价大跌，如今已滑落至1.5万元/平方米以下。这意味着绿城中国取得的新江湾项目根本没法开发，只能等待房价再度回涨，否则开发便会带来亏损。
绿城中国当初以12.6亿元取得该地块，两年后，不得不亏本出手，以12.3亿元转让给九龙仓。九龙仓则将杭州地王项目所占股权转让给绿城中国。
尽管绿城中国通过地王交换，退出了已成“烫手山芋”的上海项目。但是，其仍旧要独立开发杭州地王。
一位接近绿城中国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九龙仓与绿城中国互换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杭州项目大股东，绿城中国已经无法拿出资金推动该项目的开发。
为此，绿城中国只有设定新的融资计划。销售遇阻 负债激增
不断融资，不断拿地，曾是绿城中国迅速扩张的主要模式。2006年，绿城中国在香港完成上市，融资3.5亿美元，此后不到半年，又发行了上述4亿美元高息债券。2007年5月，绿城中国再次发行23.1亿元人民币零息可换股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扩大土地储备。这笔可换股债券尽管要到2012年才到期，但至2010年5月，债券持有人亦可选择令其提前赎回。 与高息票据一样，可换股债券同样是绿城中国的定时炸弹。
据绿城中国年报显示，2006年7月，其上市之初，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为800多万平方米；至2008年8月，土地储备增加至2627万平方米。
仅2007年一年，绿城中国即取得了21宗地块，花费了160亿元。其中，绿城中国拿出大约100亿元，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拿出大约60亿元。
通过迅速扩大土地储备，绿城中国在2007年销售达到150亿元，进入内地房地产前十名。但是，至2008年，房地产市场突然陷入低迷，绿城中国销售额大减。
据其半年报显示，至2008年6月31日，其物业销售结算金额仅为17.3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7%，销售面积则减少28.7%。
绿城中国在2008年底对外宣布，其全面预售金额约为150.1亿元，与上一年持平。不过， 这远低于其设定的200亿元的目标。
今年头三个月，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但是，绿城中国的销售却并不理想，其1月-2月销售额仅为9亿元。这主要是因为，绿城中国的主要产品是价格较高的高档公寓。而此轮地产“小阳春”中，热销的却是中低价位中小户型的房屋。主要靠投资拉动的高档住宅市场依旧低迷。
如今，绿城中国已一再推迟年报发布日期。今年初，公司已对年报净利润将出现大幅下滑提出预警。
尽管，绿城中国不久前曾宣布获得200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但这部分授信附有若干条件，仅局限于投资部分项目，不能用于还债。瑞银一份报告即认为，绿城中国当前的建设成本支出在80亿元到90亿元，加之另有上百亿元的待偿债款，很可能无法拿到足额授信，其资金已捉襟见肘。
内陆核电闯关
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东南方向约130公里，是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大墈村。这个原本偏僻的小山村，如今热闹非凡：通往村庄的路上，尘土飞扬，推土机正忙碌着将石块运走；远处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山炮声。
4月16日，《财经》记者造访该村，在一座名叫“狮子岩”的小山坡面前，被警卫拦住去路，并禁止入内——这就是规划中的总装机容量400万千瓦的湖北咸宁大畈核电厂厂址所在地。
如果不出意外，这里将与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沾溪乡荷叶山的桃花江核电厂、位于江西九江市彭泽县马当镇帽子山的彭泽核电厂，争夺成为中国内陆第一核电站。今年3月，上述三个内陆核电厂的厂址选择阶段安全分析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下称环评报告书），已经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的论证。
这也是2008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明确允许上述三地开展前期工作后，中国首批内陆核电选址首次“闯关”。
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这三个厂址的安全分析报告和环评报告书，已在环保部部长常务会议上获批通过；正式的批复文件，也有望在今年5月下发。
内陆核电梦
为了这一刻，湖北这个内陆省份等待了整整20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位于沿海地区的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尚未建成之时，湖北省就已经开始酝酿核电梦。1989年11月，湖北省曾先期在省内进行选址工作；到2003年，湖北省把核电候选厂址缩小为三个；次年10月，大畈镇最终被确定为优先候选厂址。
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大畈之所以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位置相对偏远，周边人口密度较低，安全系数更高。
不独湖北，湖南省也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前期选址工作。此外，铀矿资源大省江西的加入，使得这场内陆核电逐鹿更加激烈和微妙。安徽、河南、四川、重庆以及吉林等在内的诸多内陆省份，也纷纷对核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内陆省份核电热升温，无论于“公”于“私”，都不难理解。
于“私”而言，核电项目所带来的庞大直接投资，显然会成为地方经济的一针“强心剂”。以咸宁大畈核电厂为例，按照四台百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计算，预计总投资将达到289亿元人民币。而2008年，整个咸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59亿元。 于“公”而言，无论对于湖北、湖南还是江西，核电的崛起，都有利于帮助所在省份摆脱电力发展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即过分依赖水电和火电。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告诉《财经》记者，由于燃煤污染，这些省份已出现大面积酸雨区，不可能仅靠发展火电来满足将来的需求。
自1994年，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建成11个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910万千瓦。不过，迄今为止，所有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机组，无一例外地都分布在沿海地区。中国内陆核电站，到现在还是空白。
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核电总体布局中，内陆核电站占据着半壁江山。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436台核电机组中，约50％位于内陆地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核电布局之所以到现在仍局限于沿海地区，有着多种原因。
从电力需求上来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为经济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对于电力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就地靠近市场兴建核电站，有利于减少电力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此外，滨海核电站不用担心水源问题。核电站发电过程中，大量的能量会以热能的形式排放，需要足够的冷却水来载带取之不尽的海水，无疑比河或者湖具有优势。加上核电站所需的大件设备，更适合通过海运运输，这才形成目前的这种格局。
但是，由于核电站对于地质地震等外部条件的要求近乎严苛，沿海适合新建的厂址越来越少；加上内陆省份对于电力需求的增加，内迁于是不可避免。
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与滨海核电厂相比较，内陆核电厂对于安全方面的要求，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与滨海核电厂直接靠海水来冷却和稀释辐射物质不同，内陆核电厂往往建在靠近江河湖泊周围，通过冷却塔将热量排放至大气，处理后的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至江河湖泊。鉴于这些江河湖泊，往往同时也是很多居民的饮用水源，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等用途，因此对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据悉，在环保部新修订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中，就要求内陆核电选址必须避开水源保护区，并规定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浓度，要比滨海核电厂低一个量级（10倍）以上。
除了水源条件，内陆核电选址的大气条件，同样需要重点关注。
沿海地区，往往常年多风，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被吹散稀释。2008年11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滨海厂址的静风频率（即没有风或风速极低）多在10％以下，而内陆地区个别厂址的静风频率甚至高达40％，即一年平均有140多天都无风或风速极低。
今年3月，环保部印发《2009年第一次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指出，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核电厂厂址的小风和静风频率均较高。业内专家对《财经》记者透露，目前首批三个候选厂址中，仅有江西彭泽厂址，因为北临长江江风吹拂，大气条件相对良好。环评如何应变
或许，对于内陆核电厂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周边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一旦危机发生时，如何有效地实施应急计划，确保人员安全疏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在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看来，要确保在发生严重事故时万无一失，除了增加应急道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切实做好预防工作。
而要牢固地树立这种风险意识，就要求在选址阶段就应该尽可能地普及安全常识，并且充分引入公众参与环节。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咸宁核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选址阶段) (简本)》（下称《环评简本》）中，对厂区规划、厂内安全设施、电厂施工建设和运行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电厂事故的影响以及意外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可行性，均作出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司长刘华之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强调，鉴于核电厂项目规模大，规划限制区域面积较大，且公众普遍专业知识有限，十分有必要专门就核电厂项目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作出更细化、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趋势也是一种国际共识。目前，核电厂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行发电乃至退役，在美国和欧盟等不少国家都需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也就是说，公众的接受性是决定一个核电厂能否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大畈核电厂址的选址环评，全部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在对环评报告提出异议或意见后，行政机关应针对实质性意见做出不同类型的反应，包括补充修改有关报告等。
然而，从《财经》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实际状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在距离狮子岩大约3公里的通山县大畈镇大坑村，村民张兰（化名）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部分在外务工返乡的年轻人通过电视和报刊等方式，略微了解核电潜在的风险性，大部分留在村里的老人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一旦出了事故怎么跑，墙上刷的标语也只是‘违抗核电站违法’。”她抱怨说。
距离未来的核电厂址更近、已被正式列入搬迁名单的大畈镇大磡村村民王能围，也对《财经》记者说，十年前就听说这里要建核电站，但此后一直没有动静。直到去年9月，被当地政府告知搬迁时，才晓得核电站真要建在这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公众参与”。
尽管大畈核电厂的厂址环评信息公告曾在当地报纸《咸宁日报》上刊登，但《财经》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厂址所在地周围的村民，尤其是被搬迁的10个村庄300余户共1400多人之中，绝大部分被访者都表示对核电厂建设和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上述环评报告书、社会调查和公告，都毫不知情。
监管新“使命”
或许，对于这些村民而言，比核电安全更为切近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合理的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补偿。也有村民抱怨，修核电站要开山放炮，把很多人家的窗户、玻璃乃至墙壁都震裂了。
但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面对核电大发展带来的挑战，却不能不未雨绸缪。毕竟，包括4月19日刚刚开工的浙江三门核电在内，中国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将达到五个。此外，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首批三个内陆核电项目，也有望在明年正式开工。
根据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有人甚至估计，届时有可能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
在4月20日召开的“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提醒说，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瓶颈问题，“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王玉庆，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提醒说，目前核电的快速发展，已暴露出人才储备不充分、技术不够成熟、设备制造工艺低下以及核安全监管薄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应谨防“核电过热”。
在他看来，核安全监管与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不同，必须始终由国家核安全部门进行全程监管；而且，监管的针对性也应该更强，要求更高。
这恰恰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才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够降低核电厂的安全风险。目前，整个中国核安全局的人数仅为300多人，监督人员的素质、专业知识以及监督手段的水平，也远远未达到国际标准。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为例，其员工总数高达3200多人，年度预算也超过了7亿美元。
不过，一位资深核电行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中国实现核电较快发展也是可能的，因为美国、 法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大发展时期。但他也承认，“我们在核电安全方面的监管能力和科研工作，与现在的发展规模还很不相称。”该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应设立专项来研究核与辐射安全问题，以便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核电保驾护航。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除了420人的核安全局（ASN），还拥有人员超过1.5万人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这一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也为整个国家的核安全、核能应用和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正如一位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所强调，怎样强调监管和安全都不过分。因为一旦出现意外，没有人能够承担可能的代价。■
4月16日，《财经》记者造访该村，在一座名叫“狮子岩”的小山坡面前，被警卫拦住去路，并禁止入内——这就是规划中的总装机容量400万千瓦的湖北咸宁大畈核电厂厂址所在地。
如果不出意外，这里将与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沾溪乡荷叶山的桃花江核电厂、位于江西九江市彭泽县马当镇帽子山的彭泽核电厂，争夺成为中国内陆第一核电站。今年3月，上述三个内陆核电厂的厂址选择阶段安全分析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下称环评报告书），已经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的论证。
这也是2008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明确允许上述三地开展前期工作后，中国首批内陆核电选址首次“闯关”。
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这三个厂址的安全分析报告和环评报告书，已在环保部部长常务会议上获批通过；正式的批复文件，也有望在今年5月下发。
内陆核电梦
为了这一刻，湖北这个内陆省份等待了整整20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位于沿海地区的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尚未建成之时，湖北省就已经开始酝酿核电梦。1989年11月，湖北省曾先期在省内进行选址工作；到2003年，湖北省把核电候选厂址缩小为三个；次年10月，大畈镇最终被确定为优先候选厂址。
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大畈之所以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位置相对偏远，周边人口密度较低，安全系数更高。
不独湖北，湖南省也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前期选址工作。此外，铀矿资源大省江西的加入，使得这场内陆核电逐鹿更加激烈和微妙。安徽、河南、四川、重庆以及吉林等在内的诸多内陆省份，也纷纷对核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内陆省份核电热升温，无论于“公”于“私”，都不难理解。
于“私”而言，核电项目所带来的庞大直接投资，显然会成为地方经济的一针“强心剂”。以咸宁大畈核电厂为例，按照四台百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计算，预计总投资将达到289亿元人民币。而2008年，整个咸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59亿元。 于“公”而言，无论对于湖北、湖南还是江西，核电的崛起，都有利于帮助所在省份摆脱电力发展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即过分依赖水电和火电。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告诉《财经》记者，由于燃煤污染，这些省份已出现大面积酸雨区，不可能仅靠发展火电来满足将来的需求。
自1994年，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建成11个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910万千瓦。不过，迄今为止，所有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机组，无一例外地都分布在沿海地区。中国内陆核电站，到现在还是空白。
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核电总体布局中，内陆核电站占据着半壁江山。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436台核电机组中，约50％位于内陆地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核电布局之所以到现在仍局限于沿海地区，有着多种原因。
从电力需求上来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为经济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对于电力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就地靠近市场兴建核电站，有利于减少电力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此外，滨海核电站不用担心水源问题。核电站发电过程中，大量的能量会以热能的形式排放，需要足够的冷却水来载带取之不尽的海水，无疑比河或者湖具有优势。加上核电站所需的大件设备，更适合通过海运运输，这才形成目前的这种格局。
但是，由于核电站对于地质地震等外部条件的要求近乎严苛，沿海适合新建的厂址越来越少；加上内陆省份对于电力需求的增加，内迁于是不可避免。
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与滨海核电厂相比较，内陆核电厂对于安全方面的要求，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与滨海核电厂直接靠海水来冷却和稀释辐射物质不同，内陆核电厂往往建在靠近江河湖泊周围，通过冷却塔将热量排放至大气，处理后的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至江河湖泊。鉴于这些江河湖泊，往往同时也是很多居民的饮用水源，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等用途，因此对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据悉，在环保部新修订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中，就要求内陆核电选址必须避开水源保护区，并规定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浓度，要比滨海核电厂低一个量级（10倍）以上。
除了水源条件，内陆核电选址的大气条件，同样需要重点关注。
沿海地区，往往常年多风，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被吹散稀释。2008年11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滨海厂址的静风频率（即没有风或风速极低）多在10％以下，而内陆地区个别厂址的静风频率甚至高达40％，即一年平均有140多天都无风或风速极低。
今年3月，环保部印发《2009年第一次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指出，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核电厂厂址的小风和静风频率均较高。业内专家对《财经》记者透露，目前首批三个候选厂址中，仅有江西彭泽厂址，因为北临长江江风吹拂，大气条件相对良好。环评如何应变
或许，对于内陆核电厂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周边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一旦危机发生时，如何有效地实施应急计划，确保人员安全疏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在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看来，要确保在发生严重事故时万无一失，除了增加应急道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切实做好预防工作。
而要牢固地树立这种风险意识，就要求在选址阶段就应该尽可能地普及安全常识，并且充分引入公众参与环节。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咸宁核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选址阶段) (简本)》（下称《环评简本》）中，对厂区规划、厂内安全设施、电厂施工建设和运行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电厂事故的影响以及意外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可行性，均作出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司长刘华之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强调，鉴于核电厂项目规模大，规划限制区域面积较大，且公众普遍专业知识有限，十分有必要专门就核电厂项目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作出更细化、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趋势也是一种国际共识。目前，核电厂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行发电乃至退役，在美国和欧盟等不少国家都需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也就是说，公众的接受性是决定一个核电厂能否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大畈核电厂址的选址环评，全部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在对环评报告提出异议或意见后，行政机关应针对实质性意见做出不同类型的反应，包括补充修改有关报告等。
然而，从《财经》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实际状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在距离狮子岩大约3公里的通山县大畈镇大坑村，村民张兰（化名）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部分在外务工返乡的年轻人通过电视和报刊等方式，略微了解核电潜在的风险性，大部分留在村里的老人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一旦出了事故怎么跑，墙上刷的标语也只是‘违抗核电站违法’。”她抱怨说。
距离未来的核电厂址更近、已被正式列入搬迁名单的大畈镇大磡村村民王能围，也对《财经》记者说，十年前就听说这里要建核电站，但此后一直没有动静。直到去年9月，被当地政府告知搬迁时，才晓得核电站真要建在这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公众参与”。
尽管大畈核电厂的厂址环评信息公告曾在当地报纸《咸宁日报》上刊登，但《财经》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厂址所在地周围的村民，尤其是被搬迁的10个村庄300余户共1400多人之中，绝大部分被访者都表示对核电厂建设和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上述环评报告书、社会调查和公告，都毫不知情。
监管新“使命”
或许，对于这些村民而言，比核电安全更为切近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合理的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补偿。也有村民抱怨，修核电站要开山放炮，把很多人家的窗户、玻璃乃至墙壁都震裂了。
但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面对核电大发展带来的挑战，却不能不未雨绸缪。毕竟，包括4月19日刚刚开工的浙江三门核电在内，中国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将达到五个。此外，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首批三个内陆核电项目，也有望在明年正式开工。
根据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有人甚至估计，届时有可能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
在4月20日召开的“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提醒说，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瓶颈问题，“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王玉庆，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提醒说，目前核电的快速发展，已暴露出人才储备不充分、技术不够成熟、设备制造工艺低下以及核安全监管薄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应谨防“核电过热”。
在他看来，核安全监管与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不同，必须始终由国家核安全部门进行全程监管；而且，监管的针对性也应该更强，要求更高。
这恰恰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才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够降低核电厂的安全风险。目前，整个中国核安全局的人数仅为300多人，监督人员的素质、专业知识以及监督手段的水平，也远远未达到国际标准。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为例，其员工总数高达3200多人，年度预算也超过了7亿美元。
不过，一位资深核电行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中国实现核电较快发展也是可能的，因为美国、 法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大发展时期。但他也承认，“我们在核电安全方面的监管能力和科研工作，与现在的发展规模还很不相称。”该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应设立专项来研究核与辐射安全问题，以便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核电保驾护航。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除了420人的核安全局（ASN），还拥有人员超过1.5万人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这一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也为整个国家的核安全、核能应用和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正如一位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所强调，怎样强调监管和安全都不过分。因为一旦出现意外，没有人能够承担可能的代价。■
电盈私有化破灭
李泽楷估计很难料到，电讯盈科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008，下称电盈）私有化决议4月22日会遭到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否决。而其谋划多时的私有化计划亦就此破灭。 过去两个月中，电盈与介入调查的香港证监会屡次过招，就买票疑云、“拆票”合理性、及私有化动机问题针锋相对。4月6日，电盈私有化决议获得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通过，几乎令与事者相信，已历时五个月的私有化进程将近收官。
但遭遇上诉庭否决后，电盈大股东和主席的李泽楷，于4月23日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从商业角度及公司利益考虑，联合要约方已经决定不延长私有化的最后截止日期，私有化建议已告失效。受此影响，电盈股份23日复牌后，急跌13.11%，收报3.58港元，成交5.15亿股。
李泽楷在声明中不忘指出，“由于今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环球市场及香港投资者影响重大，我们是真心希望藉私有化为小股东提供一个较市价更好的套现机会。”但舆论的掌声留给了香港证监会和法庭。否决电盈私有化的判决，被认为增进了香港市场公平，维护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泽楷表示，“目前还在等待法官的判决书，估计一周之后或者更长时间才可对外公布。”他指出，“将研读判决书的理据后，再决定是否上诉。”但是，在私有化失效之下，上诉已成意气之争。
2000年，李泽楷以“蛇吞象”的财技，天价收购香港电讯45%股权，始有今天的电盈。如今，这家演绎过资本市场风云故事的上市公司，前程难料。
私有化存疑
电盈私有化，一波多折，伴随着反对和怀疑。
2008年11月4日，电盈大股东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下称盈科拓展）的全资附属公司Starvest Limited和中国网通集团（后并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通）全资拥有的Netcom BVI，提出以150亿港元将电盈私有化的要约。但收购价格被外界质疑偏低，其后联合要约方建议将电盈注销价上调7.14%，由原来的每股4.20港元，增至每股4.50港元，总注销代价上升为159.34亿港元。
至于融资安排，盈科拓展及联通首先通过短期借贷或其他融资方式，支付给小股东私有化的代价。其后，根据协议安排，在私有化方案完成以后，电盈将于20日之内向盈科拓展及联通派发181.34亿－187.83亿港元的现金特别股息。此举相对减少两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价值、提升负债比例，但盈科拓展及联通无须“另行花费分毫”，便可将电盈纳入囊中。 其后，关于私有化的价格争议，转变成“买票”疑云。香港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于今年1月30日公开指出，1月中旬曾收到一份匿名信，信中指出，有数百名富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下称富通保险）的经纪，每人收受一手（1000股）电盈股票，作为在即将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投下私有化赞成票的回报。以电盈私有化作价每股4.50港元计算，每人可获得4500港元。 David Webb通过在股份过户处抽查发现，仅在2009年1月21日一天中，至少有30人新登记成为电盈股东，每人均只持有一手股份，其中20位股东名字与富通保险经纪在香港保险业联会的登记姓名相同。David Webb随后向廉政公署及香港证监会举报此事。
2月4日，在一片嘘声中，电盈私有化决议在法院会议及股东特别大会上获股东投票通过。根据香港相关条例，私有化还需高等法院最终批准，方可作实。
2月24日，香港证监会突然向高等法院申请介入电盈私有化的法律程序，并获得批准。证监会介入“买票”调查，令电盈私有化事件风向急转。
聆讯争辩
4月3日，电盈私有化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诉庭开始聆讯，证监会携带多达17箱的文件到场，直指盈科拓展副主席袁天凡策划“买票”计划，并由富通保险行政区域总监林孝华负责执行。
袁天凡被外界认为是电盈主席李泽楷的“太傅”，乃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的“幕后”导演，曾任盈科保险有限公司（下称盈科保险）主席。而富通保险前身是盈科保险，由电盈大股东盈科拓展持有。2007年3月，比利时富通集团以70亿港元收购并私有化盈科保险，后改名为富通保险。
证监会指林孝华在今年1月，将个人持有的50万股的电盈股票，以花红形式派予五名分部负责人。而该五名负责人又将股份“拆细”，分派给麾下的保险经纪及亲朋好友，总共涉及500名富通保险的经纪，之后收集他们在私有化法院会议上投票的授权书。证监会相信，通过“买票”，进而“拆票”，大股东令支持私有化人数增加了近500人，并因此达到香港《公司条例》中所规定的私有化投票中的“人头”要求。 对于证监会的指责，电盈及盈科拓展的律师以“没有实质证据，纯属推断”反驳。在4月6日的宣判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选择相信“多数股东的投票出于真诚”，批准了电盈私有化方案的决议。 但香港证监会随即提出上诉申请，要求暂缓执行聆讯裁决，当天晚间即获得上诉法庭批准。4月16日，高等法院上诉庭正式展开为期六天的马拉松式聆讯。
“如果说原诉法庭着重‘买票’的动机及‘拆票’等技术性问题，上诉法庭则更多着墨私有化动机及由此产生对小股东的公平问题。”一名香港执业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
电盈早前在私有化通函中指出，私有化的益处是在目前欠佳的市场环境下，提供机会让股东变卖所持的股份以换取现金。
但上诉庭法官多次从“平常人的角度”，质疑电盈的私有化作价偏低，不够公平，怀疑小股东套现的动机是否成立。“私有化是榨取小股东利益，还是给予他们套现机会？”主审法官罗杰志问道。此外，交易完成后向大股东派发特别股息的理由也受到质疑，“看不到计划的合理性，经过数日思考，仍想不清楚电盈提出私有化的动机。”罗志杰说。
另一位法官林文瀚则认为，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提出私有化相当于取得别人财产，就要有足够理据。他表示，有些小股东看好电盈的未来发展，但如果盈科拓展认为小股东退出是较佳选择，应该在私有化文件中作出解释，而不是一味要求小股东退出。
最终上诉法庭三位法官一致裁决，证监会上诉获胜。
“意外”得人心
一名接近电盈的消息人士曾指出，对于上诉庭通过电盈私有化决议，电盈曾经信心满满。而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香港投资人士，都对法院裁决结果感到意外。一位曾任职香港证监会的资深投资人表示，结果“虽出人意料，但深得人心”。
此次电盈私有化事件，香港传媒一面倒地偏向小股东，令公众“情绪”持续升温，“电盈私有化案件已从单纯的商业行为，上升成为考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体制的透明度，以及香港证监会的监管与保障投资者能力的重大事件。”上述人士表示。
得知法官裁决之后，一众小股东欣喜若狂，他们在庭外拍掌高歌，赞扬司法还其公正，更夸奖三位法官是现代“包青天”。
《香港经济日报》于4月23日以社评方式积极评价电盈私有化触礁，称事件反映香港社会日益重视小股东权益，将形成市场趋势。
香港证监会也在事件中赢得掌声。作为市场监督机构，香港证监会此前曾多次受到“欺软怕硬”的指摘。但此次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高调介入调查，并在庭上与对手针锋相对，引发各界瞩目。
4月22日上述庭裁决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香港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列》所赋予的权力来维持市场公平、有序的运作，也充分发挥了证监会的功能。电盈前程难料
由于香港的司法制度为“四级三审”制，电盈仍有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机会。
根据法院程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先需获得终审法院的批准。若未获批准受理，则维持上诉庭的判决。香港律师邓伟棕指出，终审法院受理的案件，必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而电盈私有化案件影响颇大，不排除会受理案件，但能否如上诉庭般快速开庭，则难以估计。 “即然私有化已经失效，李泽楷上诉的意义已不是很大，除非只是想挽回声誉。”香港一名执业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以商业角度考量，毕竟需时不会太短，而且融资及人力成本等都不小。
而电盈私有化方案失效后，外界普遍关注第二大股东、私有化要约方之一，联通的态度与动作。
联通一位管理层4月23日向《财经》记者指出，“电盈私有化受阻对联通影响很小，私有化事件一直由电盈方面主导。是否会上诉现在还未决定，因为整起事件可能还没最后结束。”他表示： “联通尊重法院的裁决，但不清楚期间发生什么事情导致私有化被否决。”
一位接近交易的投行人士早前告诉《财经》记者，联通原本计划待完成私有化两三年后，在市场好转时，以直接出售股权或者重组再上市等退出方式脱身电盈。
囿于多种因素，自2005年原网通集团购得电盈20％股权之时起，四年来，电盈与原网通及后来接手股份的联通的合作项目屈指可数。上述联通管理层4月23日也特别强调，“电盈的资产只占联通很小一部分，公司目前主要专注国内市场的发展。”
知情人士指出，联通曾试图寻找买家，出售公司持有的近二成电盈股份。联通也曾考虑回售股份予大股东李泽楷，但在售价问题上存有争议，因此最终作罢。
自4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聆讯以来，电盈股份一直停止买卖，受私有化失效影响，电盈股份4月23日复牌后，股价急跌13.11%，收报3.58港元。而在当日，电盈发出公告表示，决定向股东派发每股高达1.30港元的特别股息，代替2008年的末期股息。
“我们致力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回报。”李泽楷说。但多位接近此次私有化交易的人士表示，“‘退出’仍是李泽楷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在私有化通函中，电盈即指出，“鉴于股份价格相对较低，流通性表现持续疲弱，参与股票市场未能为电盈提供具吸引力的集资管道，而维持电盈上市地位相关的成本及管理资源亦无保证。”
一位曾与电盈合作的人士早前向《财经》记者表示，2005年至2006年间，李泽楷已有私有化电盈的想法。此次历时五个月的私有化计划最终受阻，李泽楷或可选择在市场转好之时，寻求机会出售资产或再次提出私有化。
根据香港现行条例，如果公司私有化计划未获法院通过，一年之后才可以重提私有化计划。“若终审法院最终通过电盈的私有化决议，电盈可以不囿于‘一年后提出’的限制，但私有化作价不可改变。”上述律师表示，“若选择一年之后再提出，私有化价格可以‘重新议价’，说不定届时交易代价可以更低。”
但遭遇上诉庭否决后，电盈大股东和主席的李泽楷，于4月23日发表公开声明指出，从商业角度及公司利益考虑，联合要约方已经决定不延长私有化的最后截止日期，私有化建议已告失效。受此影响，电盈股份23日复牌后，急跌13.11%，收报3.58港元，成交5.15亿股。
李泽楷在声明中不忘指出，“由于今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环球市场及香港投资者影响重大，我们是真心希望藉私有化为小股东提供一个较市价更好的套现机会。”但舆论的掌声留给了香港证监会和法庭。否决电盈私有化的判决，被认为增进了香港市场公平，维护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泽楷表示，“目前还在等待法官的判决书，估计一周之后或者更长时间才可对外公布。”他指出，“将研读判决书的理据后，再决定是否上诉。”但是，在私有化失效之下，上诉已成意气之争。
2000年，李泽楷以“蛇吞象”的财技，天价收购香港电讯45%股权，始有今天的电盈。如今，这家演绎过资本市场风云故事的上市公司，前程难料。
私有化存疑
电盈私有化，一波多折，伴随着反对和怀疑。
2008年11月4日，电盈大股东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下称盈科拓展）的全资附属公司Starvest Limited和中国网通集团（后并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通）全资拥有的Netcom BVI，提出以150亿港元将电盈私有化的要约。但收购价格被外界质疑偏低，其后联合要约方建议将电盈注销价上调7.14%，由原来的每股4.20港元，增至每股4.50港元，总注销代价上升为159.34亿港元。
至于融资安排，盈科拓展及联通首先通过短期借贷或其他融资方式，支付给小股东私有化的代价。其后，根据协议安排，在私有化方案完成以后，电盈将于20日之内向盈科拓展及联通派发181.34亿－187.83亿港元的现金特别股息。此举相对减少两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价值、提升负债比例，但盈科拓展及联通无须“另行花费分毫”，便可将电盈纳入囊中。 其后，关于私有化的价格争议，转变成“买票”疑云。香港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于今年1月30日公开指出，1月中旬曾收到一份匿名信，信中指出，有数百名富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下称富通保险）的经纪，每人收受一手（1000股）电盈股票，作为在即将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投下私有化赞成票的回报。以电盈私有化作价每股4.50港元计算，每人可获得4500港元。 David Webb通过在股份过户处抽查发现，仅在2009年1月21日一天中，至少有30人新登记成为电盈股东，每人均只持有一手股份，其中20位股东名字与富通保险经纪在香港保险业联会的登记姓名相同。David Webb随后向廉政公署及香港证监会举报此事。
2月4日，在一片嘘声中，电盈私有化决议在法院会议及股东特别大会上获股东投票通过。根据香港相关条例，私有化还需高等法院最终批准，方可作实。
2月24日，香港证监会突然向高等法院申请介入电盈私有化的法律程序，并获得批准。证监会介入“买票”调查，令电盈私有化事件风向急转。
聆讯争辩
4月3日，电盈私有化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诉庭开始聆讯，证监会携带多达17箱的文件到场，直指盈科拓展副主席袁天凡策划“买票”计划，并由富通保险行政区域总监林孝华负责执行。
袁天凡被外界认为是电盈主席李泽楷的“太傅”，乃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的“幕后”导演，曾任盈科保险有限公司（下称盈科保险）主席。而富通保险前身是盈科保险，由电盈大股东盈科拓展持有。2007年3月，比利时富通集团以70亿港元收购并私有化盈科保险，后改名为富通保险。
证监会指林孝华在今年1月，将个人持有的50万股的电盈股票，以花红形式派予五名分部负责人。而该五名负责人又将股份“拆细”，分派给麾下的保险经纪及亲朋好友，总共涉及500名富通保险的经纪，之后收集他们在私有化法院会议上投票的授权书。证监会相信，通过“买票”，进而“拆票”，大股东令支持私有化人数增加了近500人，并因此达到香港《公司条例》中所规定的私有化投票中的“人头”要求。 对于证监会的指责，电盈及盈科拓展的律师以“没有实质证据，纯属推断”反驳。在4月6日的宣判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选择相信“多数股东的投票出于真诚”，批准了电盈私有化方案的决议。 但香港证监会随即提出上诉申请，要求暂缓执行聆讯裁决，当天晚间即获得上诉法庭批准。4月16日，高等法院上诉庭正式展开为期六天的马拉松式聆讯。
“如果说原诉法庭着重‘买票’的动机及‘拆票’等技术性问题，上诉法庭则更多着墨私有化动机及由此产生对小股东的公平问题。”一名香港执业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
电盈早前在私有化通函中指出，私有化的益处是在目前欠佳的市场环境下，提供机会让股东变卖所持的股份以换取现金。
但上诉庭法官多次从“平常人的角度”，质疑电盈的私有化作价偏低，不够公平，怀疑小股东套现的动机是否成立。“私有化是榨取小股东利益，还是给予他们套现机会？”主审法官罗杰志问道。此外，交易完成后向大股东派发特别股息的理由也受到质疑，“看不到计划的合理性，经过数日思考，仍想不清楚电盈提出私有化的动机。”罗志杰说。
另一位法官林文瀚则认为，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提出私有化相当于取得别人财产，就要有足够理据。他表示，有些小股东看好电盈的未来发展，但如果盈科拓展认为小股东退出是较佳选择，应该在私有化文件中作出解释，而不是一味要求小股东退出。
最终上诉法庭三位法官一致裁决，证监会上诉获胜。
“意外”得人心
一名接近电盈的消息人士曾指出，对于上诉庭通过电盈私有化决议，电盈曾经信心满满。而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香港投资人士，都对法院裁决结果感到意外。一位曾任职香港证监会的资深投资人表示，结果“虽出人意料，但深得人心”。
此次电盈私有化事件，香港传媒一面倒地偏向小股东，令公众“情绪”持续升温，“电盈私有化案件已从单纯的商业行为，上升成为考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体制的透明度，以及香港证监会的监管与保障投资者能力的重大事件。”上述人士表示。
得知法官裁决之后，一众小股东欣喜若狂，他们在庭外拍掌高歌，赞扬司法还其公正，更夸奖三位法官是现代“包青天”。
《香港经济日报》于4月23日以社评方式积极评价电盈私有化触礁，称事件反映香港社会日益重视小股东权益，将形成市场趋势。
香港证监会也在事件中赢得掌声。作为市场监督机构，香港证监会此前曾多次受到“欺软怕硬”的指摘。但此次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高调介入调查，并在庭上与对手针锋相对，引发各界瞩目。
4月22日上述庭裁决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香港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列》所赋予的权力来维持市场公平、有序的运作，也充分发挥了证监会的功能。电盈前程难料
由于香港的司法制度为“四级三审”制，电盈仍有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机会。
根据法院程序，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先需获得终审法院的批准。若未获批准受理，则维持上诉庭的判决。香港律师邓伟棕指出，终审法院受理的案件，必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而电盈私有化案件影响颇大，不排除会受理案件，但能否如上诉庭般快速开庭，则难以估计。 “即然私有化已经失效，李泽楷上诉的意义已不是很大，除非只是想挽回声誉。”香港一名执业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以商业角度考量，毕竟需时不会太短，而且融资及人力成本等都不小。
而电盈私有化方案失效后，外界普遍关注第二大股东、私有化要约方之一，联通的态度与动作。
联通一位管理层4月23日向《财经》记者指出，“电盈私有化受阻对联通影响很小，私有化事件一直由电盈方面主导。是否会上诉现在还未决定，因为整起事件可能还没最后结束。”他表示： “联通尊重法院的裁决，但不清楚期间发生什么事情导致私有化被否决。”
一位接近交易的投行人士早前告诉《财经》记者，联通原本计划待完成私有化两三年后，在市场好转时，以直接出售股权或者重组再上市等退出方式脱身电盈。
囿于多种因素，自2005年原网通集团购得电盈20％股权之时起，四年来，电盈与原网通及后来接手股份的联通的合作项目屈指可数。上述联通管理层4月23日也特别强调，“电盈的资产只占联通很小一部分，公司目前主要专注国内市场的发展。”
知情人士指出，联通曾试图寻找买家，出售公司持有的近二成电盈股份。联通也曾考虑回售股份予大股东李泽楷，但在售价问题上存有争议，因此最终作罢。
自4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聆讯以来，电盈股份一直停止买卖，受私有化失效影响，电盈股份4月23日复牌后，股价急跌13.11%，收报3.58港元。而在当日，电盈发出公告表示，决定向股东派发每股高达1.30港元的特别股息，代替2008年的末期股息。
“我们致力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回报。”李泽楷说。但多位接近此次私有化交易的人士表示，“‘退出’仍是李泽楷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在私有化通函中，电盈即指出，“鉴于股份价格相对较低，流通性表现持续疲弱，参与股票市场未能为电盈提供具吸引力的集资管道，而维持电盈上市地位相关的成本及管理资源亦无保证。”
一位曾与电盈合作的人士早前向《财经》记者表示，2005年至2006年间，李泽楷已有私有化电盈的想法。此次历时五个月的私有化计划最终受阻，李泽楷或可选择在市场转好之时，寻求机会出售资产或再次提出私有化。
根据香港现行条例，如果公司私有化计划未获法院通过，一年之后才可以重提私有化计划。“若终审法院最终通过电盈的私有化决议，电盈可以不囿于‘一年后提出’的限制，但私有化作价不可改变。”上述律师表示，“若选择一年之后再提出，私有化价格可以‘重新议价’，说不定届时交易代价可以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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